这就必然使得各方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法庭证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无法确保司法鉴定人完全处于中立的立场。由于双方司法鉴定人的斗争，虽有助于法庭从不同角度审慎地评断专家证言，但同时因为针锋相对的专家证言必然造成法官取舍专家证言的困难。加之法官对这种证言的客观、公证性本来就持有怀疑，理所当然地降低了证言的可信度，从而削弱了鉴定结论应有的证据价值。
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常常被定位在是利用专门知识“帮助法院进行识别活动的人”，“是审判官的科学辅助人”，是“接受法院或审判官的委托，依照专门知识和经验法则，对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和报告的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的职责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其活动往往具有准司法活动的特点。[3]司法鉴定人作为一种中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客观中立地鉴定案件中有关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因此，无论是当事人委托的还是司法机关指定的司法鉴定人，都具有中立性，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活动，而不从属于委托的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如，“德国的诉讼制度把司法鉴定人的性质理解为法官的助手，因此要求司法鉴定人必须中立于双方当事者。一般并不要求司法鉴定人宣誓，但宣誓时则以保持中立为内容，而且当事者可以要求司法鉴定人回避。”[4]但是，由于这种“辅助法官”的鉴定结论具有科学判决的性质。加之法官缺少鉴定方面的专门知识，导致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价过高，不认真审查就肯定和承认其证据效力。这是大陆国家确立司法鉴定人地位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理论上对司法鉴定人的地位问题缺乏明确的探讨和界定。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不同体制、不同单位的司法鉴定人的地位有所差别。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82条第4项的规定，司法鉴定人属于诉讼参与人。从基本类型上看，我们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归入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人类型，也即我国的司法鉴定人是中立的案件事实的检验者、判定者。他们的法律地位与日本、德国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相似，被定位在法官的科技助手，与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资格方面多有官方的地位和背景。”[5]我国的鉴定机构主要设置于司法系统内部，各司法机关都自成体系的鉴定机构，在诉讼过程中都有权进行鉴定。这种“自我鉴定”的现象就使司法鉴定人员染上了浓厚的官方地位和背景，而与鉴定的中立相冲突。在我国有的司法鉴定人就是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官员。以至于对委派的某权威机关内部的司法鉴定人员或某些著名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不能提出质疑，有关鉴定方法程序、检材和样本的收集、鉴定技术的问题不能在法庭上公开辩论。鉴定结论成了“超级证据”，司法鉴定人成了“超级诉讼参与人”而不是“专家证人”。针对司法鉴定人地位的法律定位问题，笔者建议将司法鉴定人定位为专家证人（而不是“法官的辅助人”甚至是其他更高的地位），即使司法鉴定人具有官方身份或背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要消除其对法官的正常采信（鉴定结论）的影响，至于科学定位，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司法鉴定人应为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人，能够解决专门性问题。
二、关于司法鉴定人的条件与资格取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