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如何协调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产品向区外出口的问题。中国和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均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因此在拓展区外市场上，互补性小，而竞争性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造成障碍，例如东盟一些国家将本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归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协调和缓解：
　　1，大力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档次，力争在亚洲的雁形结构图中前进一个层次；
　　2，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扩大从东盟诸国进口诸如资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利用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资金深加工后再出口国外；
　　3，对国内没有竞争力，出口创汇能力小的企业关停并转；
　　4，促进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的合作，例如联合开发，技术共享等。
　　第二、如何认识日本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国内市场已有限，因此在发挥“制成品吸收器”的作用上，优势没有中国明显，但其国内充足的资本却仍对东盟诸国保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通过与新加坡的新合作伙伴经济协定已经为其与中国同等待遇进入东盟其他成员国市场打开了缺口，这对于中国已经初步发展并略具规模的家电、摩托车、农用机械等产业而言，无疑加剧了竞争，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中国应加大对于东盟诸国的投资，使中国企业当地化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吸引日本制造商投资中国，以消化技术、提升产品档次。
　　在贸易问题上还应关注的是积极发展与西亚、俄罗斯和独联体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投资、金融领域。
　　放眼亚洲诸国，资本充足，对外投资积极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亚洲四小，其余国家大都需要外资的支持以推动本国的经济建设，因此在促进投资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并创造性的建立与上述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当然在发展与香港、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可以利用下面将要提到的“以经济联系为媒介促进政治关系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形式，而在与其他国家，即日本和新加坡的关系上，我们认为应该参与日新自由贸易协议。在做出此种考虑之前，对于上述两国目前经济状况的分析是必要的：日本经济出口不振、内需虚弱、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失业增加； 新加坡经济在振兴乏力。而这些都需要充分借助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力量，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当然日新自由贸易协议的成功签署与两国在农业上不存在矛盾是有很大联系的，而中国和日本的农民、农业问题则均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中国在此方面的让步对于促进中国积极参与日新自由贸易协议是必要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赞成并积极支持签署货币互换安排而迟迟不完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但从总体而言，盲目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利大于弊，但如果站在一定区域的角度上说，实现人民币的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则是切实可行的。我们认为在东亚地区可以率先实行人民币作为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试点。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签署后，促进人民币作为东盟成员国之间，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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