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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直南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在法律与法学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种关于“权利”的话语张力：法律倾向于一个极端——尽量不使用“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法学则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但这里说的法学是指现代法学，不是后现代法学。后现代法学被指责“杀了上帝，仍按上帝活着时的安排生活”（信春鹰文），如果此处的上帝是指权利，则这种指责就未必妥当，因为后现代法学在“权利”话语的倾向上与现代法律是一致的。
当然，“权利”的话语自有其功用，比如代替上帝以指导法律设计，为不像律师和法官那样谙熟法律的芸芸大众提供模糊的路标或辩辞。（考虑到法学是法律的一部分——如得沃金的法律帝国，现代法学在“权利”话语的倾向上与现代法律也有一致的一方面。）但所有这些，也是巫术能够完成的。因此，在麦金太尔那里，权利的概念可以直接与独角兽和巫术或魔力并列，而且是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出现的（《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5年版，页88-89）。米尔恩曾批评麦金太尔，权利概念的晚到出现并不意味着无权利的事实（《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5年版，页5以下）；波斯纳更是认为权利的感觉是人的一个生物常项（《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4年版，页416）。但无论是存在着权利的事实，还是权利的感觉一个生物常项，与权利的命名——概念的出现——是两回事。这正如红，在客观上有其物理实在性，在人的生物感觉上各种人都是一致的，但中文叫做“红”，英文叫做“red”，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命名，不同的命名虽并不反映人的生物感觉的不一致，但文化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白色恐怖”，西方人多叫做“红色恐怖”，不是“红”的生物感觉不一样，而是文化感觉不一样。
命名的重要性在于：感觉无概念则盲。唯名论尽可以把一个概念仅当作一个名称，但语言在其应用中，都是唯实论的。比如，当你主张你有某某权利时，你一定是实际有所指的，不是在做话语分析；法庭在确认你的权利时，也不是要判定你拥有“权利”这个名称。但是当你仅有权利的生物感觉而不知道权利的概念时，你的主张可能受到局限，你甚至不知从何要求，你的权利就可能受损。
在巫术中，命名的重要性生死攸关。一个人被魔鬼附身或被魔鬼侵扰，巫师在驱魔或避邪时使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直接叫出魔鬼的名字。（耶和华无名，所以耶和华永保魔力。）在中国传统巫文化中，各路神仙较多，或许是叫出不知是何路神仙的名字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多采用符咒避邪的方式。这在建筑中有风水镇宅符，中医中有“祝由科”，都是要诉诸命名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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