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管制”当时又称作“机关管制”、“区乡管制”、“交乡管制”、“交村管制”、“群众管制”、“群管”等。
[3] 萧常伦：《对管制问题的初步探讨》，《政法研究》1957年第2期。
[4] 曹子丹、侯国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5] 参见赵秉志等：《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1981—1988届）》一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参见高铭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以下。
[7] 参见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以下；曹江轮、刘德法：《建议废除我国刑法中的管制刑》，《中国法学》1990年第1期；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
刑法改革》，《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第66页。
[8] 参见江礼毕：《浅议管制刑的发展前景问题》；杨敦先：《浅论管制刑罚金刑的若干问题》，均载杨敦先等编：《
刑法发展与司法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以下。曹子丹：《试论我国管制刑存在的根据》；江礼毕：《浅议管制刑的存留与完善》，均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1期。林文志：《管制刑宜存不宜废》；孙谕等：《也谈管制刑的存废问题》，分别载《法学与实践》1987年第4期、1988年第3期。赵秉志等：《中国
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第24页以下。
[9] 前引[8]，孙谕等文。
[10] 参见房传珏：《现代观护制度之理论与实际》，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第2版，第2章第5节《我国观护制度之发展》。
[11] 台湾保安处分措施，除保护管束之外，还包括感化教育、监护、禁戒、强制工作、强制治疗与驱逐出境6种处分（见台湾《中华民国刑法》第12章的规定）。
[12] 台湾少年管训处分手段，除保护管束之外，尚有训诫、感化教育、禁戒、强制治疗等保安处分（见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第42条的规定）。
[13]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76年修正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