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有待商榷。对犯罪人科处管制刑，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犯罪人劳动改造，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教育犯罪人，使其改过迁善，重新做人。在表述管制概念时不提教育改造显然是欠妥的。就处分方式而言，管制应该属于一种教育矫正刑，它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原则，与单纯的刑罚惩罚方法是有一定差别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刑法学者认为，我国的管制同拘役和有期徒刑从基本性质上看，大同小异，都属于自由刑。[5]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全面。管制虽然与拘役和有期徒刑一样，同属于主刑，且规定有明确的刑期，但管制对犯罪人是一种非拘禁性的社会内处遇，它与拘役和有期徒刑的拘禁性机构内处遇方式相比，有明显不同，它应属于开放性的半自由刑。
（三）管制刑存废之争
1979年在我国第一部
刑法制定的过程中，就产生过管制刑的存废之争。[6] 经过研究，立法机关保留了这一刑种，同时汲取了主张取消管制刑的理由中的某些合理意见，完善了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刑期长短、刑期折抵、解除手续以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等规定。
1997年前后，围绕
刑法的修订，刑法学界对管制这一刑种的存废又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主张废除管制刑的学者认为：管制刑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早已消失，已不再具备继续存在的现实性；1979年第一部
刑法实施以来的实践也已表明，管制作为一种主刑存在，不仅在理论上带来了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的有效性，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种种弊端，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刑的为数甚少，管制刑实际上形同虚设。[7]
主张保留管制刑的学者认为：从改造人、教育人来讲，管制刑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刑罚的目的；同时也符合
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符合刑罚发展的方向；管制适用很少，与审判人员的重刑思想有关；管制是否得以执行，不在于管制这一刑种本身，关键在于执行机关对犯罪分子的管束、监督措施是否具体落实。[8]
1997年修订后的
刑法采纳了主留论的观点，保留了管制这一刑种，管制刑的适用范围从1979年
刑法分则及特别
刑法中的31个条文增加到87个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