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溯源到严重翻译的孟氏《法意》算起，至今已近百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此的传播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许也正是因为中国对司法独立的应然个性缺乏必要深度的研究，从而未能确定相应合理的司法独立机制，影响了司法公正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
要明确界定司法独立的个性应然，关键在于界定司法独立，其独立性到底是独立于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我国现行
宪法第
126条、条131条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干涉”；
宪法的这些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加以重审、或具体化，难道司法独立于什么还不明确吗？然而，事实是，这些
宪法性文件所陈述的司法独立的大框架，在具体运作中遭遇到司法独立制度配给上的模糊不清，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明确界定司法独立到底是独立于什么？
（一）独立于行政权
社会从人治转向法治，体现在司法上即：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这也是人们强调得最多、关注得最多的。司法的独立性，首先就在于他在执行法律时，不受任何外部权势的压力或控制，只服从法律。西方当代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一针见血地阐述道：“法治不是靠政府，而是靠独立自治的法院建立起来的，一个法治国家，法院有权对一切问题的终极司法权。”“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我国宪法在表明司法独立性时也是将其独立于行政权列为第一位，然而现实却是司法独立性频频受制于权势，领导的一张条子、一个电话、一个批示对司法的影响往往是举足轻重，媒体对此的正面或负面报道不绝于耳，显然，仅有法律条款上的正确陈述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保障还应有相应的合理制度的保障。
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存在制度上的不合理，这些现实的妨害司法独立于行政的制度，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