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而，农民们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他们需要需要真正的法律救济，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提供农民需要的法律；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又不切合于农村的实际，或者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杜绝不了基层政权和司法中的伤农、坑农腐败，与农民打交道的基层干部对自己是一个法，对百姓是一个法，必定降低法律在基层农村的权威和可信。当前，法律在农村的实施与运作，关键在于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上，在向农民普法的过程中，我们得杜绝走形式，走过场，我们必须注重普法的步骤和节奏，逐步引导农民掌握与其生产、生活和家庭相关的法律，特别是要及时有效地依法处理一些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着重于民主选举、财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上，使农民能真正体验法律的好处，使农民有机会尝试运用法律的机会与实践。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家演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是农民获得转换身份的自由过程。可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的推行，都在为农民变换职业和转换身份创造了条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也从根本上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以农为主的，或一辈子只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封闭式循环状态，当下的中国农村正从一个不流动的社会转化为一个流动的社会，这些都在慢慢改变人们对法律的看法与期待。当然，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取消了城市特权，打破城乡差别，而且即便这种特权真的取消了，也不能就肯定保证农民享受了真正的公平。我想我们在法律上探讨农民应享受的公平与身份转变，其目的不是要使农民一夜之间就变成城市人，具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而是要使城市人和农村人在身份上的种种特权失去意义，在法律上享受真正的平等与主人。因而，当中国的法律推进到农村的时候，法律本身蕴含的公平、正义与契约精神，不是不要了，而是更为突出和尖锐。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没有理由、没有必要缄默对农民谈公平与法律，农村的落后是不公正的，农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我们得学会尊重农民、善待农民。
纵观历史，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城乡差别的存在，农民平等权的充分实现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亿万农民的解放，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转型期中国农民的解放应是法律的解放、身份的解放。 “英明的法律，就其本质来说，是要把幸福普及给所有的人，不让它只为少数人所有；否则，在一边全是实力和幸福，而在另一边只是软弱无力和贫困。”[9]
* 田成有，男，1965年生，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