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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正常方法。不可思议，当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争论着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社会却已需要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对社会进行调控；当腐败
蔓延、民愤较大时，我们的一些法学家们却还在大谈特谈腐败的多元定义和法律
特征；当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仍纠缠着法的阶
级性不放，拿着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主义法进行鉴别。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
叫人难堪和尴尬呢？ 在法学研究中，我深深感到， 有些问题我们是走了一些弯
路，费了很多时间；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高调离谱。
改革开放的十七年，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
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法学问题，实际上就是中
国社会许多问题和矛盾的集结点。今天的法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解决
和回应转型期法律实践出现的新问题，回答和研究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增长点，
以案说法，以实证调查为依据，无论如何我们应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们再也
不能熟视无睹。法律是为适用而制定的，我们应根据法的目的、功能来理解法律，
法学家一定要解答清楚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最适合人类的生活，
不回答这些问题，怎能有法的信仰呢？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经世致用”，本身散发着一股实用──功利的味道。因
而中国的法学家又何尝远离过现实呢？问题是法学家一旦走进现实，为弘“道”
而走进势，可是，“道”一入“势”，尚未治“势”，却先被“势”治，其“道”
也就无法再逃避政治的强制整合。中国的法学家独立人格散失，只能是在国家权
力的设定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特别是法学家的身份被买办化或官方化，
以学问问鼎政治，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学术上的独立自由精神就会陷入夹缝中作
苦苦挣扎，就可能被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精神运作，这是十分可怕
和可悲的。套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体研究》中的话分析“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
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了”。
“光是思想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今天
的社会不再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时代，法律要取得社会信仰，博得民众
尊敬，重在让民众了解、知晓法律。当我们的民众不知权利为何物？不知法是什
么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的法学家是够格的，更不能说我们的研究是为社会
所需要了的。西方法学的勃兴和繁荣，得力于法学家们对权利、正义的关注，得
力于自然法思想推崇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法律平等的启蒙。没有法学家们对民
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唤醒，很难确立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罗马法学家就没有罗马
法。中国民主法制传统较少的事实，中国的法学家们远没有完成法律启蒙的任务。
法学应是人学，关心人的权利，关心人的生存，关心人的利益， 应是法学研究
的重点。中国法学不是争鸣多了，而是没有论战，不允许争鸣。没有好的学术氛
围，没有形成众多的法学流派和法学声音，法学研究不景气，又怎能形成法信仰。
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拓荒阶段。因此对中国法学的研究，一方面是
要面对活生生丰富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现实，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
二、关于立法的亲合力问题
人们对法存有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亲近法律，是实际感
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马克思曾说“如果认
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11]法国著
名思想家埃蒂耶纳.卡尔的话也很有道理“在穷人心目中， 法律只是非正义和压
迫的产物，他们又怎么会热爱和尊重法律呢？因此，贵族们虽然从自己的利益出
发不断地宣扬法律如何神圣，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法律，却完全是徒劳的；事实
是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只有施加威胁，运用刑罚，采取暴力，法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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