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不仅体现了面对21世纪合同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同时也充分考虑到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对于这些特殊问题，分别设计了法律对策，比如对三角债，我们设计了代位权制度；对赖帐，我们设计了撤销权制度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合同法对于建设工程合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特别周全、细致的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工程质量。这和一般的合同不一样。一般的合同只损害当事人自己的利益。比如买了一台彩电，因质量不合格这台彩电在家里爆炸，把房子炸飞了，这是只是买受人一家遭殃。但是如果一个大桥，因质量不合格垮塌，50个甚至更多不相干的人就死去了（50个冤魂呢！）；一个大厦一下子倒塌，所造成的损害是触目惊心的，不仅给发包人造成损害，而是其他广大人民群众也遭受损害。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看见，前几年设计
合同法时已经有所预见。当韩国的桥梁垮塌的时候，已经预见到中国要出现比它更严重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建设工程合同上，建设工程合同和中国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一个红包、一份回扣，就潜伏着这些危险。有了红包、有了回扣（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东西），什么招标投标都变成了假的。再加上行政机关强大的权力，结果招标投标就成了纯粹的“程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建设工程不仅造成人民财产的极大损害，还败坏国家机关的作风，官场的腐败相当一部分是在建设工程中。面对这种特殊的问题，
合同法必须采取相对应的策略，而且这个策略还必须是多方面的。
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所作的规定，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1） 规定招标投标的原则（第271条）。招标投标作为建设工程首先面对的必经程序，是一个较为负责的操作问题，
合同法不可能在这里作详细规定，而需要另行制定一个附属的法律专门规定。但
合同法必须为招标投标设计一个基本准绳，使得招标投标不流于形式。基于
合同法确立的原则，建立一套与行政管理脱钩的统一的科学的招标投标体制。严格的招标投标不仅可以保障承包人是技术水平高的，有相应的合理的资质的，还能保障造价各方面的优惠。
（2） 对发包人和承包人的限制（第272条）。规定发包人不得将一个工程分解和分包；承包人禁止将工程转包或者分包。对发包人来讲，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好象是损害发包人的利益，其实不然，发包人如果严格按照招标投标的正当程序进行的话就收不到红包和回扣了，因此发包人要规避招标投标程序。为了达到规避招标投标的目的，发包人首先将工程分解，分解成达不到招标投标标准的许多小工程。所以，法律规定发包人不得将工程分解和分包。对承包人来讲，法律不允许其将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主要是针对现在我们社会中出现一种靠揽工程赚钱的现象。揽工程的人根本不进行施工，甚至他根本没有施工队伍，而是将揽来的工程转手从中渔利。这样的结果，就造成层层转包，一转两转三转最后转到最后的施工人，即使施工队有技术和能力也没有钱，经费被层层卡了，剩下的就不够施工了，剩下的只是通过偷工减料以完成工程任务。红包、回扣、层层转包的结果必然是将工程转到了一点不懂技术的、没有什么资格的农民工手里去，彩虹桥一样，工程最后转到了连起码的技术都没有的施工队手中去了。法律必须明确禁止转包。此外，第272条第3款还规定建设工程的主体结构必须由承包人自己完成。
（3） 推行监理制度（第276条）。监理就是拥有很好技术、在施工现场随时监督建设承包工程承包人的施工过程的工程师。监理在施工现场对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行为随时提出纠正，如果施工人不纠正，在工程验收时监理可以不签字，施工队的费用、报酬就得不到或者下一期的工程款就不会再拨给这个施工队。如果严格按照监理制度来对工程进行如此严格的监督，就可以保障有技术的施工队严格按照技术、设计来施工。但如何保障监理能够真正行使监理的职责？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宁波大桥的主桥为什么断裂？不是没有监理，而是因为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兄弟单位，是一个总公司下面的两个公司，兄弟之间怎么监督，监理工程师怎么可能发挥其监督的职能。所以，关于监理这一条有待于我们建立科学的监理制度，不能让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来当监理人。
（4） 明确承包人的赔偿责任（第282条）。这条更厉害，讲的是因为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的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条是起草人设计的，借鉴了法国的制度。但当时设计时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当时叫做直接请求权。建筑队把房子盖起来，开发商卖给了用户，如果用户在使用期间发生了质量问题，发生了人身、财产伤害，按照原来的制度只能找开发商（即出卖人），这就是我们买卖合同上的瑕疵担保责任。我们在开始设计时鉴于建设工程的特殊问题，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受害人可以直接找建筑公司、施工队、承包人，这就叫直接请求权，即便中间有很多环节，比如开发商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又卖给了用户、用户又卖给了别的用户，只要是在一定期限（保修期2年）内发生质量问题，最后的使用人也可以直接找施工队、建筑公司来赔偿。这是个创造，很大的创造。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尤其在期限上限制较短，比如说保修期两年，这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在修改
合同法的过程中把2年期限删掉了，改成合理使用期限。砖木结构的房屋合理使用期限大概至少要有五十年吧 ，五十年之内凡是发生人身、财产损害，如果最后查明是承包人的原因，是设计、施工的原因，谁都逃脱不了责任。一个大桥合理使用期限至少百八十年，这样如此长的时间当中，也是如此。这样的条文是现在各国法律当中最先进的制度，弥补了现在我们产品责任制度的不足，
产品质量法第四章规定的损害赔偿，其中第
29条到第
34条规定产品责任，认为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缺陷是指产品具有对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危害的不合理危险 。问题是产品责任制度说的是“产品”，什么是“产品”？法律上说是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是否包括不动产（比如建筑物）？不清楚。我们的产品责任制度是学了美国、欧共体的制度，欧共体的产品责任制度规定的产品仅指动产，明确不包括不动产。依此解释我们的
产品质量法也只管动产，建筑物就管不着。直到现在，各地法院受理的因建筑物有质量问题而发生的纠纷中，直接告承包人，由承包人承担责任的判决还没有作出过，基本上都是让开发商承担责任。因此产品责任这样的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比较优越地适于保护消费者、买受人的制度，却保护不了房屋的买受人。关于不动产怎么办呢？其他国家也没有解决，就用过错责任和买卖合同上的瑕疵担保制度，出了问题只能去找合同的直接当事人即出卖人，一层一层这样进行。而我们的
合同法第
282条规定可以直接找承包人、设计者、施工者，并将发生质量问题的期限定为合理的使用期限，这个条文现在是最先进的，不仅保护买受人，还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估计这个条文将对建筑单位施工单位、设计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精心地设计，严格地施工，将来有希望靠这样的制度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基本解决建设工程中的那些重大豆腐渣工程、解决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别的国家法律中有类似的规定，这是我们
合同法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如果有人说这部
合同法是亦步亦趋地盲目照搬外国、台湾的，我们可以举出好多我们自己的创造，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
再比如，这部
合同法在强调社会公正方面也非常突出。前面说到
合同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这个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法律的起草审议的过程当中。凡是法律规则涉及的双方都是企业，签订的合同只要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让它有效；凡是规则涉及到一方是消费者、劳动者，就要考虑优先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的利益。具体的例子如前面讲到的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分则当中也有体现。加上法律当中很多关于公平、合理、诚信等原则的规定，赋予了法律很强烈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是说把法律变成道德规则，而是说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公平合理精神应该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因此
合同法一方面要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过去落后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要反映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故而本法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的追求采取了十分妥当安排。我在日本访问时有一位日本教授曾问我：你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你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说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典型的表现是，特别强调、首先强调社会正义和公平合理。
总之，
合同法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汲取了我国长期司法和立法实践中的经验、慎重斟酌借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成熟先进的制度，如果这部法律能够得到正确、充分地实施，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这部
合同法是成功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新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新中国历史上条款最多的一部法律，共428条，内容非常丰富。短时间把它作一个冷静客观的评价，指出其成功与不足是有难度的。说句实在话，这部法律从最开始的设计、第一个草案的统稿、各次草案的产生、专家会的讨论等等，我都亲自经历、亲自参加，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第四个审议稿，我参加了定稿。但现在看来，
合同法中的好多条文、概念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觉得没法解释。所以说现在就来评价这部法律优点、成功、缺点、不足，很难说得那么准确。
一、
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从立法指导思想入手，然后分析这部法律，对我们每一个法官、律师、学校教员来说，掌握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导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规定的。这部
合同法的制定与别的法律制定不一样。新中国历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由一个行政部门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大家一来就列提纲、设计章节、拟条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这部
合同法的制定却是首先设计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设计委托给八位专家来完成。八位专家中有两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长和北京高院的何新，当时是研究室主任，现在是告申庭的庭长，两位庭长都是四十岁刚出头。其他六位同志，年龄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当时六十多岁。其次就是我，当时五十岁刚出头。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轻的，大概三十多岁〕；吉林大学的崔建远教授；烟台大学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新研究员。我们不是一开始设计
合同法的章节，而是大家先来漫谈
合同法发展的情况，即务虚。大家讨论本世纪以来
合同法有哪些发展趋势，其精神实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些什么新的制度。在大陆法国家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国家的英国、美国等的
合同法中以及在国际公约中比如联合国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有些什么新的制度、新的创新、新的原则。讨论后先拟定制定本法的指导思想。共五个指导思想。
1. 制定本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什么是中国的实际，经大家讨论斟酌，最后定下来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改革开放；第二个要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要点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四个要点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四点是中国的实际，其他任何的特征都不是中国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