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自建国之初起，经济困乏便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主是任者，可不慎选哉!”包拯说“今之总邦计者，内则三司使，外则转运使，当此财用窘乏之际，居职者尤宜佥求才杰之士，俾之兴利除害，庶几可济。”如果“上下循默，恬然以为无事，不务更张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从而强调了选举有才能之士充当经济官员的重要性。包拯还乞求“请令江淮发运使满任”，打消任此职官员的临时思想，兴利除弊，有所作为。
此外，包拯对选官具体做法也多次发表见解。他强调选官时要“以贤知贤，以能知能”，曾极力推崇唐天宝年间的科举取士方法，反对当时的“非保任则无以自进”的做法，极力主张利用开科取士，获得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即使对于仕宦子弟，也要通过考试获得任官资格。对于保举上来的人，包拯主张及时任用，而且要求审官院以黜陟状定差遣的先后，而不能光凭到院的先后次序。
包拯对于职官监察也提出如下主张，对于触犯法律的官员，一概要求予以严惩。如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于部下兴贩私盐一万余斤”，虽然“罪案下大理寺”，但包拯认为断案有误，如果以“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则“议罪必轻”，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加重处罚。”又如，淮南转运使工部郎中魏兼“于部内置买物业，并剩量过职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包拯也请求“法外断魏兼”，给予严惩。包拯还特别痛恨贪官，上书皇帝，“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对于屡犯赃罪的王涣，包拯坚决予以弹劾。此外，包拯对于目无国法，肆意妄为的王逵、郭承等人，屡次予以弹劾，要求皇帝罢免他们的官职，给予相应的处罚。
Ⅱ
包拯的吏治思想是根基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包拯的哲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道家无为思想。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论述其吏治观同时受到无为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吏治思想。
包拯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早从宦学”，从小立志要“竭忠死义”，为封建国家尽力。饱读了儒家经典著作之后，包拯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包拯影响很大，儒家的“忠”和“孝”的观念在包拯脑中扎根很深。包拯曾不赴任建昌知县等职，在家奉养父母达十年之久。为此他死后，皇帝特谥其“孝肃”，以表彰其“忠”、“孝”两全。
包拯长期生活在民间，即使是从政之后，也多年在地方任职，对于人民的疾苦，对于人民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很自然，包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儒家理论中的“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对“民本”思想作出解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包拯十分欣赏“民者，国之本也”这句话，在给皇帝的上奏中多次加以强调，将人民摆到了很高的位置。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爱护人民，“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为了富国安天下，包拯主张“恤民为本”。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上“亦当宽养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他深谙民情，对于百姓的疾苦深表同情，面对赋役繁重的情况，上书仁宗提出了“薄赋敛、宽力役、救荒谨”的建议，同时还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减轻灾区税赋，对于重灾地区，除了减免平民对公家所负积欠，还请求支取义仓米赈给百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