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拯的吏治思想是以“民本”作为其基础的，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无为”思想的影响，他的吏治思想中掺杂着“民本”以及“无为”的因素，两者又是不可割裂的。包拯要求所任官员对于民众“切在安在勿扰之，安之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役。若诛求不已，则大本安所固哉!”将“民本”与“无为”结合起来，从“民本”出发，达到了“无为”的目的。
Ⅲ
包拯的吏治思想较为丰富，与同时代的其它政治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他的吏治思想，既有进步性，又有其局限性。
包拯的吏治思想和他身处的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分不开的。北宋立国之初，便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与此相适应所建立的机构是吏制冗杂，闲官众多，雍肿不堪。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以及监察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拯针砭时弊，适时而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时弊的新疑的吏治思想。包拯许多关于吏治的奏议被宋仁宗所采纳，这些建议虽然无法扭转北宋行政体制既成的局面，但为整肃吏风，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转、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拯的吏治思想虽多针对一事一物而发，但在这些议论中，不乏对北宋整个吏制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例如弹张尧佐一事，经过包拯的反复直谏，仁宗不得不免去张尧佐的景灵官使和群牧制置使的职位，并在答诏中规定：“后妃之家，今后并不除两府职任，质之公论，经久为允。”形成了一个制度，杜绝外戚对朝政的干预。
包拯的吏治思想渗透着“民本”的观念。他的“民者，国之本也”可以说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的演绎。包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封建国家的一名高级官吏，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反复强调“民者，国之本也”的政治家不但在包拯同时期并不多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包拯从北宋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阐述其“吏治”思想，强调“民本”，同时崇尚老子的“无为”思想。包拯是一个为民众造福，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所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主张，而是想通过治吏，达到政治清明，百姓安宁的目的，达到他所想象的“无为”境界。包拯吏治思想中的“无为”因素，仍然是发挥着积极作用的。
但是，包拯与其同时代的其它政治家相比，其吏治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他所提出的一些整饬吏治的方法，大都是一些治标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达官显宦的政治地位，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包拯吏治思想的不彻底性也从他的“民本”思想的矛盾性中体现出来。作为封建国家的官吏，他不得不在许多涉及吏治的具体问题上修改自己的“民本”主张。例如，在包拯的吏治思想中，“于国有利，于民无害”是其反复强调的，这恐怕是在具体问题上包拯对于“民”与“吏”、“民”与“君”或“民”与“国”关系的最好诠释。于“国”于“君”必须有利，而于“民”无害则可。“国”与“君”在顺序上要先于“民”，“国”的利益要高于“民”，民安的目的是为了“君”。包拯的“民本”思想是由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学者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员，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处的环境，只是在效忠皇帝的前提下“为民请命”。
考察包拯的吏治思想发现，包拯的这些议论大多针对一事一时而发，缺乏全局观念或系统性，较少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论述，人们对他的吏治思想较难得出一个整体印象。但我们可以看到同时代的其它政治家，既在实践中有所作为，在理论上又多有建树，如欧阳修、王安石等。欧阳修曾提出建立按察官吏法，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王安石提出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用人方法。与他们相比，包拯的吏治思想显得柔弱，缺乏宏观认识或缺少理论高度的直接结果便是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宋仁宗赵祯也算是一个开明有为的皇帝，但常常是包拯连续上奏多次，仍无法说服皇帝，包拯自己也哀叹“位疏言贱，罕或施行”。包拯吏治思想发挥作用不够也正因于此。尽管如此，包拯的吏治思想毕竟是北宋大规模吏制改革的前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