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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早从宦学”，从小立志要“竭忠死义”，为封建国家尽力。饱读了儒家经典著作之后，包拯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包拯影响很大，儒家的“忠”和“孝”的观念在包拯脑中扎根很深。包拯曾不赴任建昌知县等职，在家奉养父母达十年之久。为此他死后，皇帝特谥其“孝肃”，以表彰其“忠”、“孝”两全。
包拯长期生活在民间，即使是从政之后，也多年在地方任职，对于人民的疾苦，对于人民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很自然，包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儒家理论中的“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对“民本”思想作出解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包拯十分欣赏“民者，国之本也”这句话，在给皇帝的上奏中多次加以强调，将人民摆到了很高的位置。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爱护人民，“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为了富国安天下，包拯主张“恤民为本”。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上“亦当宽养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他深谙民情，对于百姓的疾苦深表同情，面对赋役繁重的情况，上书仁宗提出了“薄赋敛、宽力役、救荒谨”的建议，同时还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减轻灾区税赋，对于重灾地区，除了减免平民对公家所负积欠，还请求支取义仓米赈给百姓。
既然百姓如此重要，对于涉及“牧民”的官吏的吏治问题，便是以“民本”思想作先导，或者以“民本”为基本的出发点。在包拯的吏治思想中，“民本”思想贯穿于为官准则、选举官吏的方法以为对于官吏的监察等各个方面。
包拯首先说：“且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之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安之在精择郡守、县令，及濒绝无名之率尔。”直接将“民本”与官吏的选拔联系到了一起，“方国家多务，调率旁午，远民困重，尤在得人。”包拯还指出，“若命酷吏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包拯进一步强调，要选择清廉公正之人做百姓的“父母官”，因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包拯从“民本”思想出发还主张裁减冗官，缩小俸费，“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从根源上寻求澄清吏风的方法。
包拯的吏治思想还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北宋初年，黄老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有很大比重。到仁宗时期，国家虽然走上了安定发展的道路，但北宋统治仍然是危机四伏，外有契丹等族的侵扰，内有官宦贵族横行、豪强兼并、官僚机构重叠、苛捐杂税繁重，农民起义和兵变还时常发生。上层阶级仍寄希望于“无为”以达到天下大治，这就使得黄老无为思想仍占有一席之地。包拯十分赞赏“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政治主张，十分向往这种无为境界，包拯曾说：“臣闻王者之总治天下也，内则宰臣、百执事，外则按察之官、刺使、县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协心以济，则作为国家官吏，不能过多地干预人民的生活，听其自然，这样才能治理好民众。包拯对于“其廉慎自守者，则以为不才，酷暴非法者，则以为干事”的为官基本要求十分反感。包拯认为清廉审慎，清静无为，不多过地侵扰民众，不对民众苛刻相向，这才算得上良吏；相反，无事生事，巧取豪夺，欺上瞒下，以期获得进用的人，则为“酷吏”。很明确地指出了对于官吏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是“无为”思想在包拯吏治思想中的反映。包拯强调地是官吏的“廉慎自守”和“各司其职”，一方面，官吏必须干好自己份内之事，另一方面，官吏只需干好自己份内之事，无需多为他事。因此在官吏选拔上，包拯也多次强调，皇帝必须“精选廉干中正之人”，坚决反对使用“刻薄好进之吏”，对于后者坚决予以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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