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法治国”的观念看，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是在继承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的基础上而又有了新发挥。江泽民同志关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法治主体的基本观点是在世界新形势下的一种重新宣告，表现了鲜明的革命性与人民性。同时，江泽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作了新的阐述。邓小平主张党要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江泽民同志说，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同时依照法律去管理国家，即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群众去实施“治国”，首先要解决个“领导”(实际是“被领导”)的问题，然后解决“依法”的问题。而“领导”问题既是个道义问题又是个法律问题，因为
宪法的总纲中就已规定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
十五大的最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路线问题。在十五大上，江泽民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与十五大为自己制订初级阶段整个路线是一致的。所以，“依法治国”对初级阶段特定的形势及基础条件而言是适应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对依法治国内容的阐述，其主旨是说，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以防止在现代条件下出现“人治”。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已经改善和加强了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同时，国家立法机关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已经制订出了一大批法律法规，而形成了国家的基本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已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在进一步地提高民主程度，进行自身改革的过程中，自己以身作则，领导人民群众，依据自己领导他们制订出来，同时又可以巩固自己领导地位的法律，去治理国家，建立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制度，以防范出现现代“人治”，这是实现更高水准的体制改革前的整个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否则，仍象以前党凌驾于国法之上，或置身于国法之外，以党代政、以言代法，那要向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就没有可能。
所谓“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相对于高级阶段的不充分的、不成熟的阶段。一切的理论离开了初级阶段的实际，不反映初级阶段的要求，都是不正确的。就法制建设而言，初级阶段的法制也有相对于高级阶段的不充分，不成熟的特点。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主要是要使已经取得的民主和将要取得更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只有这样国家的民主制度就不会象过去那样随着个别领袖意志的转移而动摇甚至被破坏。这是党从总结历史经验进行自身建设在初级阶段法制建设上提出的主要对策。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实施法制现代化为前提的，把江泽民的讲话与实现法制现代化分离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离开了法制现代化的“法治”，那么，在今天的时代就决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今天，“法制”与“法治”在提法上一字之差，丝毫不改变实现法制现代化仍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的事实。
三、我国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
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以法治国”原则提出的当时，主要是强调有法可依(包括有礼可依)；治国者治国一定要法(包括自己不违法犯罪)，而不是依个人的好恶与感情。所以，“依法治国”所要求的东西并不涉及该社会整个法制构成的全部重要内容。如决定该社会法制根本性质的治国者与被治者相互关系的性质，治国者所依的法律性质等，一般都不是“依法治国”所包含的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是由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所决定。“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应始终坚持贯彻的许多原则中的一个，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全部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现代化。
在这个总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制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首先要求法律的体质要符合现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要求，要符合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要符合整个世界民主制度普遍发展提高的要求。
要使法律的质体现代化必须要有国家立法机制的现代化。这主要要求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人，能按科学的数量比例通过自由自在进行广泛交流的形式，把其代表人物选到立法机关中去。这些代表在立法机关中的活动应受到选民的严密监督。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决策及立法的民主化，保证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能体现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一点又正是法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保证。也只有实现了立法机制与法律质体的现代化，才能保证“依法治国”有现代化的基因。如果所依的“法”都不现代化，那所“治的国家也不会是现代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