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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相对于高级阶段的不充分的、不成熟的阶段。一切的理论离开了初级阶段的实际，不反映初级阶段的要求，都是不正确的。就法制建设而言，初级阶段的法制也有相对于高级阶段的不充分，不成熟的特点。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主要是要使已经取得的民主和将要取得更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只有这样国家的民主制度就不会象过去那样随着个别领袖意志的转移而动摇甚至被破坏。这是党从总结历史经验进行自身建设在初级阶段法制建设上提出的主要对策。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实施法制现代化为前提的，把江泽民的讲话与实现法制现代化分离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离开了法制现代化的“法治”，那么，在今天的时代就决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今天，“法制”与“法治”在提法上一字之差，丝毫不改变实现法制现代化仍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的事实。
三、我国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
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以法治国”原则提出的当时，主要是强调有法可依(包括有礼可依)；治国者治国一定要依法(包括自己不违法犯罪)，而不是依个人的好恶与感情。所以，“依法治国”所要求的东西并不涉及该社会整个法制构成的全部重要内容。如决定该社会法制根本性质的治国者与被治者相互关系的性质，治国者所依的法律性质等，一般都不是“依法治国”所包含的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是由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所决定。“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应始终坚持贯彻的许多原则中的一个，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全部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现代化。
在这个总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制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首先要求法律的体质要符合现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要求，要符合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要符合整个世界民主制度普遍发展提高的要求。
要使法律的质体现代化必须要有国家立法机制的现代化。这主要要求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人，能按科学的数量比例通过自由自在进行广泛交流的形式，把其代表人物选到立法机关中去。这些代表在立法机关中的活动应受到选民的严密监督。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决策及立法的民主化，保证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能体现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一点又正是法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保证。也只有实现了立法机制与法律质体的现代化，才能保证“依法治国”有现代化的基因。如果所依的“法”都不现代化，那所“治的国家也不会是现代化的国家。”
没有整个法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立法与法律内容的现代化。在这方面，封建法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
在封建社会，皇帝掌握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立法以皇帝的授权与委托为依据，参与立法的人由皇帝指定的个人或班子进行，所立之法由皇帝最后审核批准公布颁发，在行之法也由皇帝用“制”、“诏”及“格”等更高阶位的法律去修正补充。
封建社会的法律从整体上说体现了由皇帝代表的封建国家的利益与意志，所以除了少数品质智能恶劣的昏君、暴君之外，“依法治国”对封建统治者来说，都是个主要针对官民，有利于其统治的常识性的治国原则。封建社会的“依法治国”，由于自身不能解决立法权与法律内容的性质问题，所以这种以法治国的“法治”，不能不是封建性的低水准的封建“法治”。
在封建“法治”之下，皇帝虽然是封建阶级的代表，但是因其是专制主义，所以皇帝自己主持的立法有时(甚至往往)并不能代表他所应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最典型的是东汉初年的王莽改制，他的主观意图是很好的，确实想减轻剥削和兼并，但是他的法律制度竟是一种复古倒退的行为，结果，不但未能巩固发展自己的统治，反而加速了自己的崩溃。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制订《天朝田亩制度》，其中的经济制度就其动机目的来说，是为了防止贫富分化，过“大同”生活。但是，基于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及小农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所有制度、生产制度及分配制度，有的学者认为“连资本主义萌芽也产生不出来”，在事实上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向实际，采取承认地主的所有权，但是对封建剥削加以限制的变通办法，这才稳定了支援战争的家业生产。
有时，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或某种策略考虑，会制订一些与其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不相符的法律制度。如西汉皇朝建立过程中，刘邦原决心不搞封建邦国的割据制度。但最终在韩信的压力下，不得不搞“异姓王”制度。同时，在宗周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又搞了“同姓王”的制度，这些制度带来了汉朝开国后长达近八十年的侯王战乱。太平天国原来也不想搞象西周的分封制度，但是为了动员各首领的积极性，在“天王”之下，还是搞起了东、西、南、北王等的“各王”制度，从而从根本上设下了分裂与内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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