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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的一些推测有合理的因素，那么笔者还想更大胆地对秦简中的一个难解的问题作出新的诠释。在秦简整理后命名的《为吏之道》这批简中，第五栏附抄的两条魏律：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294页。**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土胥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土胥某叟之仍孙。
魏户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假门逆旅，赘土胥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予*6。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
魏奔命律从文字特点来看，这两条并非是魏律律文，而是系于魏律之下的“王命”。称其为“王命”在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这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笔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是普遍说法认为它们就是魏律的律文。虽然两简文后面有律名的字样，可是从形式内容来说，它们并不能称为律，也不是律的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大概可以这样解释：从性质上讲，可能这些“王命”分别和“魏户律”、“魏奔命律”的内容相近，是两律的特别补充法，因此才标示律名。
以前的研究，认为这是把王命直接作为律的内容，这样说可能是不准确的。笔者想提出以下看法，即：这两条后面所缀的律名，也是抄录者为了便于分类而加上的类别意义上的律名，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例9，本身并非是律文而是令文，但因需要表明属于哪种律的范畴，所以才标示了“田律”一样，纯粹是为了分类上的方便。此外，这也许提示我们注意，在秦时，已经有了正式名称的那些“律”，对它们加以补充的“令”或“王命”，可能没有独立的名称，而是直接归类至相应的律名之下，但从法律的制定程序或所起的不同作用来看，这些“令”或“王命”仍然具有自身的单列的性格，并不和律混同。
以上的某些推论可能使秦简研究面对新的课题。稍微简单的一些问题，比如象《秦律十八种》，在实际意义上来说，可能需要改称为《秦法十八种》。因为象其中标在一些简文末尾的的“关市”、“工人程”、“均工”、“司空”、“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名称，也许根本不是律名，而是其他法律形式的名称，并且不排除其中有些是秦令的可能性。稍微复杂一些的问题，是标示为“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军爵律”的那些简条文中，也有写成不带“律”字的情况存在，这究竟是当初简的主人抄写时的省略呢？还是这些没有“律”字的简文有的本来就不是律文？也很值得探索。更为复杂一些的问题是，就是那些已经带有律名的简文，是否也有不少反映的不是当时的律文，而是其他法律形式如令文等等中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借用律名以便分类区别呢？对这些问题，本文基本都是从肯定的立场加以分析和寻求答案的，不知有无不妥或思考不周之处，希望学术界同仁指正或共同探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大庭*?先生所写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在分析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时，认为这些简有五项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第一项特点是“存在商鞅六律以外的律名及其律文，即《田律》、《厩苑律》、《仓律》以下计二十七种。”而他提出的第五项特点是：“秦‘令’不包括在内。”在接下来的详细解说中，大庭*?又说道：“可以认为，在云梦秦简的特点的第一项中提到的二十七种律，是秦对商鞅六律的补充法，在秦代也有把补充法称之为律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在第五项中提到的不存在秦令的文字这一特点有关。秦‘令’的文字之所以不存在，大概是由于本来作为补充法的‘令’，把补充法称为‘令’的称呼制度在秦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制度大概是在汉代创始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二十七种律是补充法已被整理编纂的产物，其后的补充法与汉代一样以‘令’的名称存在下来。秦令的是否存在及其内容，是将来应该解决的问题。……在秦代，将正文的‘法’改称为‘律’，补充法也还叫做‘律’。……汉代以后的补充法也有对律的补充，大多被称为‘令’，只是秦令的存在与否目前尚不清楚。” *** 大庭*?：《秦汉法制史研究》，详见书中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秦以前的法与汉代的法”，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大庭*?书中虽然说明这一章是在发表于1974年的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但考虑到那时秦简尚未出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有关秦简的推测内容是在1982年出版本书时添加进去的。笔者觉得大庭*?先生点出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秦令是否存在？看来大庭*?先生基本是持存疑态度的，而这种存疑在他的看法里始终无法排除。如同氏1977年发表的《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一文中，也是持此观点，他在谈到秦简中出现的各种律时，曾说道：“可以假设秦的追加法也以‘律’为名，以‘令’为名公布追加法的做法是在汉代创始的。这一推断能否成立尚需进行研究，但在这里提出来作为秦律研究应该考虑的问题。”***同上，第64页。**考虑到大庭*?先生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时，他在1988年所写的中译本序中并没有更多的说明，书中也没有补充修改自己的这一见解；同时也没有见到中国和日本的其他学者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所以，这一问题仍存疑至今。笔者觉得，以目前的情况看，提出与大庭*?先生推论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秦应当有“令”这一形式存在，应当不是一个难于得出结论的看法。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奏谳书》中整理编号一八的案例，所记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案卷中引用了一条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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