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包括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早期法律，通常对货币作窄义定位。美国１８９６年的“统一流通
证券法”对货币的定义，甚至将金币也不包括在内，１９２６年的纽约州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Ｃｏ诉Ｍｏｒｇａｎ一案，又将债券排斥在货币之外，但１９３３年的国会立法，将货币的外延放大，货币中包括了金券、国库券、联邦储备银行本票等。１９５２年的“统一商法典”第１－２０１（２４）更是将货币覆盖到了“本国或外国政府认可或采用的作为货币组成部分的各类清偿工具〔１〕。”
票据金额的确定，其次是要求记载金额的文字与数字保持一致，票据上的金额记载，在法律上只需要有一次，也就是在票据中进行文字性表达。但习惯上，在文字之后，通常再旁注数字。旁注数字，目的是为了参考，便于操作。二项记载应保持严格的一致，但是，这项要求，在法律效果上并不具有绝对性。二项记载倘若有不一致时，票据并不无效。法律规定，文字与数字不一致，以文字记载为准。不过，在银行实践中，付款银行只有在持票人提示以较小或最小记载金额付款时，才会予以给付。持票人以较大金额或最大金额提示付款，即使这一金额为文字所记载，付款银行也会予以拒付，并在票据上注明金额书写不一致〔２〕。澳大利亚基于普通法国家
票据法执行的这一实际，在１９８６年
票据法中，一改过去的传统，规定当票据金额文字与数字不一致时，以最小或较小的记载金额为准。
票据金额的确定，再次是要求每一项记载，无论其为文字抑或还是为数字，都应明确、具体。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支付“５００元或１０００元”，或者票据上作一定幅度的浮动记载，如支付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均构成票据金额记载的不确定。“将我录音机卖掉的钱款付给来人”，这样的委托付款，虽然其结果金额能够确定，但现在仅凭记载本身，根本无法确定支付金额为多少，因而也构成记载金额不确定。英国１８１８年的Ｓｍｉｔｈ诉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一案，票据上写着“付……６５英镑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这一概括性的指示，被认为是不确定记载。
然而，票据金额确定的要求，并不排斥一些看似影响金额确定。实际并无妨大局的事项记载。英国１８８２年
票据法第
９条规定，票据上记载利率、分娖诟犊詈突懵剩挥跋炱本萁鸲畹娜范ㄐ浴０拇罄牵保梗福赌昶本莘ǖ冢保*条第１项，除重述上一内容外，增记了“银行费用”这一项。美国１９世纪中期，十分流行在本金之外，加记利率、汇率、税收、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这些事项的记载，被许多法院认为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但也有一些法院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度出现了或否定之，或肯定之的混乱局面。“统一流通
证券法”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明确规定票据上允许加记利率、汇率、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但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统一商法典”延续了前一规定，并且同样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这样，税收加记就成为适用上的问题。按照解释，票据记载税收，构成金额不确定，票据无效。
利率，在票据上是一项相对记载事项，可以记载，也可以不记载，不记载利率的票据，为无息票据。利率记载，从理论上讲，既应表明利息之有无，也要表明利率之多少，但在适用上则作从宽解释，只记“利率”或“利息”字样，而无具体数字记载的，可以以法定利率适用之。在美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票据上记载以违约发生日作为分界点，前后适用二种不同的利率。但是，票据上不允许记载适用现行利率，因为现行利率是个变化着的概念，作这样的记载，为不确定记载。
汇率的记载，并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适用现行汇率是被允许的，即使票上未记载这样的语句，也是如此。美国有一判例，Ａ签本票给Ｂ，票面金额为５万瑞士法郎。Ａ承诺出票后６个月在纽约将票据款项支付给Ｂ或Ｂ的指定人。出票当时的市场汇率为１美元等于１．７５瑞士法郎。Ｂ转让票据给Ｃ，Ｃ到期提示，要求Ａ以美元付款。而此时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比价已改变为１∶１．５。Ａ拒绝付款，理由有二条，其一，Ｃ要求支付的是美元，而不是票载货币瑞士法郎，其二，票据上无汇率记载，票据上所载的金额，其可换算所得的美元数，无论于出票时，还是付款时，都不能通过票据记载本身加以确定。法院逐一驳斥了Ａ的拒付理由。第一，除非当事人在票据上特别约定以瑞士法郎支付，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用美元或瑞士法郎进行支付。第二，票据没有记载汇率，依法可适用现行汇率进行折算，这一适用，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性〔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