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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是通过其签字于票据之上来加以确定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签字，有着三重意义。一是使票据生效，二是使签字者承担起票据责任，第三也是转移票据权利的必备条件。出票人签字，形式上允许多样，本名、笔名、假名、手印等，都构成有效签字，即使是用符号签字，在一些无利害关系证人的证实下，也可以构成有效，英国１８３０年的Ｇｅｏｒｇｅ诉Ｓｕｒｒｅｙ一案，一个妇女用符号票据将背书于人，但无利害关系证人证实，这个妇女在其他场合也是用这个符号签字，法官接受这一证据，认定签字有效。
代理人代理出票人签字，应当在票据上显示本人的姓名，并表明其代理权限及与本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代理人签字，而无本人姓名显示的，由代理人自负票据责任。虽然本人可以基于基础合同对代理人甚至第三者负责，但在票据上，他并无任何责任。代理人签字，并表明代理，但没有写明本人姓名，允许代理人以票据以外的证据证明其代理权，并对票据直接相对当事人进行抗辩。但这一抗辩，不能用来对抗其间接后手。对于后者，代理人仍应自承其责。*一种情况相同。但本人是公司时，其效果如何，有着二种不同意见。一种否定代理人的签字是代表公司所为。一种从公司不能自己签字出发，肯定代理人的签字，在同时有公司名称附记时，构成有效的代理签字。大多数美国法院持后一种观点〔１０〕。
出票人可以有多个，其所负之责，是共同的，还是连带的，视具体记载内容而定。多个出票人时，不允许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我Ａ，或我Ｂ，承诺付……”，这样记载，为无效记载。出票人的名字不一定写在签名处。英国１７２０年Ｔａｙｌｏｒ诉Ｄｏｂｂｉｎｓ一案，票据上记着“我，约翰·史密斯，承诺付款给……”。法院认为，这样的记载，等同于“我承诺付……，约翰·史密斯”，签字有效。
付款人的确定，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持票人而言，他必须弄清楚，他应该向谁去提示付款。这一确定，只要构成合理就可以。英国１９３６年Ⅱａｓｅｌｄｉｎｅ诉Ｗｉｎｓｔａｎｌｅｙ一案，票据上并未记载付款人姓名，但在付款人处记载了付款地址，而付款人就住在那里，并且对提示的票据也作了承兑，法院认定，这一票据中的付款人记载，已合理地得到确定。
付款人虚构，不影响票据的确定性。在此情况下，持票人有选择票据种类的自由，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汇票，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本票。但如果出票人和付款人均为虚构之人，则第一个于票据上背书之人，为票据签发人〔１１〕。澳大利亚１９８２年Ｋｎｉｇｈｔｂｒｉｄｇ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Ｌｔｄ．诉Ａｚｉｚ一案，被告签了一张面额为２０万元的支票给原告，以换取赌筹，支票上记载的付款人为埃及银行。结果证实，这个付款人是虚构的。法院认定，支票有效，由出票人也即是被告负责票款的支付。
付款人可以有多个。英国法律规定，多个付款人时，不能作选择性记载，如记载“由Ａ付或由Ｂ付”，更不能作连续性记载，如记载“由Ａ付，Ａ不付，由Ｂ付。”美国法律也不准对多个付款人作连续记载，但它允许票据上对多个付款人作选择性记载，美国一些大公司签发支票时，详列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付款银行的名称，以便于客户或消费者提款。
收款人的记载应该合理。来人式票据，虽然收款人姓名空缺，但因当事人事先明了，也不失为合理确定。收款人处写着“来人或其指示”，“Ａ或来人”，“现金或指示”，“工资或来人”，均构成来人式票据。但如收款人处仅写着资金用途，如“工资”，则为无效票据。收款人处所记之人，如果为杜撰之人，或为已死之人，或虽有其人，但与票据根本无关，可视为来人式票据〔１２〕。
收款人可记为特定时间内定职位之人。加拿大１８３３年的Ｍａｇｇｉｎｓｏｎ诉Ｈａｒｐｅｒ一案，票据记载“付给根据Ｗ遗嘱管理其财产的受托人”。１８７１年的Ｄｏｗｎｅｒ诉Ｒｅａｄ一案，票据上写着“付Ａ、Ｂ或Ｃ、Ｄ的受托人。这些记载，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但如票据上仅写着付给某一时间某一办公室的秘书这类话，被认为其所记载的收款人没有达到足够合理的确定〔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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