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五）
李猛
【全文】
五、回到韦伯：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理性化的法律关联
（1）重提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已经指出，在韦伯有关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复杂分析中，个性与培养个性的天职，是二者之间关联与紧张的核心环节。不过韦伯认为，现代人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一种完美的个性。这正是韦伯与当时德国盛行的浪漫主义的“伦理文化”与“个性崇拜”之间的巨大分野。在韦伯眼中，洪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的个性，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天职中去寻找。
不过，尽管韦伯认为人的个性不再梦想完美，但却仍然要努力趋于“绝对化”和“总体化”。清教徒毫无宽佑余地的一丝不苟的伦理，仍是韦伯心目中的“榜样”伦理。[1]因为，在韦伯眼中，个性意味着人的尊严，它是我们的最终价值。说一个人具有“个性”，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依照某种价值对他的整个生活进行全面的组织。[2]换句话说，只有伦理理性化才能使一个人获得“个性”，在韦伯看来，这也是自由的意涵所在。而对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韦伯的这一论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种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最终推动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而且在理性化的持续发展中，只有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才最终能够担负除魔世界中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可是一旦我们将韦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现的“新教伦理命题”带入政治与法律的支配社会学领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理性化与自由或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丧失了，问题变成了如何在科层制的例行化这一社会理性化力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挤压下，维持一点微弱的自由空间，使我们能够探索我们的个性，捍卫我们的尊严。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韦伯社会理论的“英国法”问题的实质正体现了韦伯理论的这一基本困境。
不过，如果把新教伦理命题看作是一个法律社会学或者说支配社会学的问题[3]，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困境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深刻根源。从这个角度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的，实际上就是新教的“良知治理”中的个体化倾向，即政教分离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新教徒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自主乃至孤独的救赎事业。经济活动并不是国家治理的直接对象，而倒象是在普通法中的“自行处理的行动领域”一样，更多留给个人之间的契约来保证。而韦伯对美国新教教派的研究[4]，实际上是发现了教派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一种自助式的“法律秩序”，建立信任与“秩序”的自主方式。[5]这种“践行的预定派”（experimental predestinarians）尽管试图对生活进行全面的伦理理性化，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的“自主秩序”，却在政治上具有潜在的危险。几乎同样这些清教徒，在政治上，却梦想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出发，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可见的虔诚（godliness）的可见教会，希望运用一套带有侵犯色彩的精神纪律，来在虔诚者与不虔诚者之间建立截然的划分。[6]因此，入世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并不象经济上那样，可以与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相妥协，而是往往发生尖锐的冲突。[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