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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韦伯对这种“当代法律发展的反形式主义倾向”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74]他敏锐地察觉到“法治国”实质化倾向中蕴含的“总体性”（totality）危险，是对个人价值自由的潜在威胁。这一点，在他对斯塔姆勒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到。[75]将法律的“应然”与“实然”混淆的结果，不仅是方法论方面犯了康德早已抨击过的错误，更在道德与政治上悖离了康德与洪堡的立场。[76]韦伯预感到，当 “法治国”通过实质化，转变为所谓“社会法治国”[77]， 就可能和社会主义企业一样，蕴含了铁笼的危险。因此，韦伯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他对将国家实质化的思想与社会的趋势的担忧，并一再强调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它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它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78]
但作为一个在德国法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理论家，“法治国”的观念深刻地体现在韦伯的法律支配概念中。[79]面对法律实质化中暗含的个人完全受制于国家治理的危险，韦伯唯一可以利用的理论抉择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已经指出的，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不过和整个科层体制的例行化一样，同样也可能会吞噬了任何个人自由的空间，将所谓的个人自由完全笼罩在国家巨细靡遗的法律世界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不过是用一种逻辑上的形式理性体系重构了治安国“万能管理”的梦想：“要一劳永逸、面面俱到地规定其臣民的所有生活关系”。[80]因为只有在这种完备的形式理性体系规定的范围内，个人才有自由和权利可言。面对这样的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毫无位置，因为归根结底，这种法律仍是一种监护型的法律，个人的伦理不过是国家的伦理的一个映射罢了。这种将一切行为规则都整合为一个没有缺陷的体系的法律，“无论是使这些臣民们远离错误，还是给他们指明一条正确的轨道，它都立即去教训其臣民，即使是违其所愿，就象它应安排自己的家务一样”。[81]尽管国家不是在实质的意义上无所不能，但却仍然在形式规则的意义上无所不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差别，仍不过是 “一种实质伦理化的非人格化”。[82]最终我们再次陷入了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法律社会学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反映了这一困境的症状：没有自由的理性化，最终将我们带入了新的奴役的铁笼。魏玛德国的历史，正验证了这一点，面对纳粹的兴起，无论是形式理性的倡导者，还是“自由法”和自由裁量权的鼓吹者，都无力抗拒。[83]
在魏玛德国的一些法学家的笔下，纳粹德国这一“庞然怪兽”（Behemoth）的出现与“法治国”观念的内在缺陷有关。而英国的的法治（the rule of law）与德国的“法治国”，从字面上看有些类似，实际上却大相径庭。[84]那么，从法治的角度看，在韦伯眼中，无论实质理性意义上，还是形式理性意义上的“法律理性在本质上低于欧陆，在类型上也不同于欧陆”[85]的普通法，对于理性化与自由的二难困境，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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