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二）
李猛
【全文】
二、“英国法问题”：法治国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
（1）韦伯眼中的英国法
帕森斯认为，“韦伯的实质社会学部分的核心，既非他对经济、政治问题的处理，亦非他的宗教社会学，而是他的法律社会学”。[1]但显然有许多学者并不同意帕森斯的论述。在本迪克斯笔下，政治社会学在韦伯的实质社会学中的地位更重要，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一部分。[2]撰写专著研究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的克隆曼也指出，“在绝大多数时候，韦伯对法律问题的讨论从属于他关注的其它问题，例如，他对政治权威和经济行动的性质的分析”。[3]
不过仔细来看，双方的分歧并不象表面看上去那样大。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韦伯从1910年到1914年左右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配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恰恰是整个支配社会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法理权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有枢纽地位。《经济与社会》中阐述的整个概念体系也可以看出是以支配社会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以法理权威及其制度化的核心问题组织起来的。例如，有关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组织活动的论述，就是从法律角度来加以定义的。[4]特别是《经济与社会》较晚写峻的第一部分，这一点尤其突出。从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分析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时，将它放在整个支配社会学理论中来理解，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分析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学者所忽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要认识到，韦伯法律社会学在支配社会学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使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分析是理解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关键环节。[5]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所谓“英国法”问题，在整个韦伯社会理论中成为一个“要害”。韦伯处理“英国法”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突出地体现了韦伯整个思想的关键问题：在“诸神之争”的除魔世界中，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早在直接讨论法律社会学之前，韦伯的一些论述就涉及到所谓的“英国法问题”，或法律社会学界更常说的“英国问题”（England proble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为了证明理性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并不是并行的，韦伯就以法律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
“譬如，假如我们将私法的理性化看成是对法律内容的逻辑简化和重新安排，那么这种理性化在古代后期的罗马法中就已经达到了迄今已知的最高程度。但是这种私法的理性化在一些经济理性化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中却仍然十分落后。在英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那里，罗马法的复兴为各种法律公会的强大力量所挫败；与此相反，在南欧的天主教地区，罗马法的复兴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