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在其它部门法中是广泛应用的，从《法国民法典》民法中就明确有“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受理案件”的规定。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而诚信原则正是实质合理性的体现。便在
刑法中远种原则不被认可，
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正是对实质合理的排斥，体现的就是形式合理性。罪刑法定之所以成为原则，是因为它在国家刑罚权与个人自由权利划分一条线，国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在此基础上刑法规范有了双重机能1、对公民规范，2、对执法者限制。我们过去认为
刑法是管理老百姓的，事实上是管国家的。
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是犯罪存在，如果只为惩罚犯罪，那么没有比有更有力。“罪刑法定”体现的是限制机能。与“诚实信用”的扩张机能；“诚实信用”使民法权争相对开放，而“罪刑法定”则使
刑法体系相对封闭，因为两种法律性质不同。
刑法中，当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冲突中，我们宁愿选择形式合理性。
刑法中此种例子很多，比如“抢劫婴儿，自己抚养”因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而不能定罪。如果可以以类推定罪，可能在这个案件中作用是好的，而在另一个中法律就会被践踏，公民的自由权利就存在危险。因此，只能以违法性认定犯罪。
结论，我们应选择形式合理性，在刑事法视野中，犯罪就是法律明规定的(违法行为)。
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
犯罪须要由事实来证明，在证据法中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冲突。过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去，发现客观真实作为实罪标准。这涉及司法认识论的问题，司法认识活动，也是认识活动一种，遵守一般规律，但具有特殊性。(1)有事后性，司法人员不是亲历者(尤其法官)根据只能是证据。所认定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我认为只是法律真实不是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自在的真，不以人的认识为转移的。法律真实是人所认识的真。司法活动终极目标是客观真实，但只能接近而达不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正如同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思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至上性的前提”①人不是单个的人而人类全体②把人的认识活动放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去。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单个人，思维是不具有至上性的。诉讼中的犯罪事实是要有证据证实的，这种证明活动与考古的活动相似，我们要写出一部历史来，历史事实凭借历史资料完成，资料本身尚存疑，何况没有记载部分，只能通过考古来发现，这就是考古真实。比如纸的发明，起于何时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推翻。在现在考古成就下，一个命题是真实的，以后可能被推翻，在现在考古成就下，一个命题是真实的，以后可能被推翻，但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在有怀疑的案子中，有时面临错判和错放的二难选择。有学者认为，错判犯了两个错误，①放掉了坏人②冤枉了好人。而错放只犯一个错误。所以有正常理智的人都有会想到在不得不犯错时，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实际上，不能认为放不是错的，凡是不能证明其有罪，就还是无罪的。所谓的错放与错判矛盾已不存在，放是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