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就因为多了这么一群势衷于为民作主的“好人”！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的热情。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真正的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１９４７年《民国宪法》颁布之际，国民党宣布即将“还政于民”，－－人民什么时候授权给它了？试图通过少数精英、“先知”，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政府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百年中国宪政建设为这个真理提供太多的例证了！
（三）民国·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这１６年的宪政移植主要有两件大事：立宪中的孔教运动和“好人政府”实验。
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先任临时大总统，后转为第一任“民选”总统。袁既为民国首任总统，就以厉行民主宪政为己任，他也承诺此为在政之“要义”，但他同时也在大力推行与宪政背道而驰的孔教运动（与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主张一脉相承）并直接反映到立宪之中。１９１３年６月，袁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把孔子捧为“圣哲”、“至圣”，视孔教为“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把民主宪政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实践，孔孟之道乃“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并要求国民“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袁当了皇帝，认为不可能再行以前的专制，力主顺应“民意”，建立君主立宪制。总统顾问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也认为中国当时君主立宪优于民主立宪。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
宪法》，页３７１。**议会也秉承他的意旨，相继通过“祭天”、“祀孔”两个议案，还恢复了跪拜礼节。袁并明确提出以孔教纲常礼义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径，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 ***同前注８０。**袁笃信孔教纲常礼义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通则，要“改良社会”，要践行民主宪政，就得以“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精神”。***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１９０。**在１９１３年的
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中，袁及其控制下的进步党议员坚决主张孔教应定为“国教”，作为“立国之根本”和“
宪法”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系统受过洗礼的新教徒），最后，双方相互让步，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写进
宪法草案（第
１９条）。北洋政府后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１９２３年，中国第一部正式
宪法），即以《天坛宪草》为基础，并对孔教稍作了降格处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第１２条）。综观上论，孔教虽仍未能在
宪法中正式定为“国教”，但民国之初，主张宪政移植与以孔教本土情结为中心的文化抵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北洋政府后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８）最有影响的宪政思潮是“好政府主义”。袁世凯“驾崩”以后，军阀混乱，国事不宁，民怨载道。此时，自由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前途问题上达到了不有的共识：军阀政府是万祸之源，当务之急是社会上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主动出山造就一个“好人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国１６位著名学者***签名的１６位学者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澄、丁文江、胡适（该宣言主要撰稿人），其中１１位为北大教授。倡议据说先由梁启超、林长民向蔡元培提出，但发表前胡适因其二人有“政治机会主义者”的名声而没找他们签名。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页２０６。**在《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详细阐述了“好政府”主张。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是两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入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拢着手，坏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斗，为社会国家斗，出来和恶势力斗。***前注８３引书，页２０７。**
１９２３年丁文江把这种“好政府”概括为精英政治：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是国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少数人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人去努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
”，《努力周报》，６７号（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２日）。**
“好政府主义”不但是知识界的共识（除陈独秀等个别人外），而且得到了控制北京政府、主张“恢复法统”的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支持。１９２２年９月，吴佩孚请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北大法学教授）担任内阁总理，罗文干（北大法学教授）担任财政总长，汤尔和（医学博士）担任教育总长。这样，“好人政府”如意诞生了。不幸的是，７２天后又夭折了（比袁当皇帝还短命１１天），因为“好人”罗文干“变坏了”，被指控有纳贿行为，证据确凿，锒铛入狱，整个内阁被迫含羞辞职。对此，学界早有公断，谓“好人”被恶势力捉弄，军阀靠不住。这仅为表面现象，实则是“人性靠不住”！即使当年军阀不逼他们下台，这种“好人内阁”也难免自己腐化堕落。“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在人性的善恶、贪仁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存在一群超乎凡人之上至善至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种根植于儒教人性哲学至善论、等级论的政治举措继戊戌变法后再次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在我看来，这些饱受基督教西学熏陶的学者面对种种恶势力而急于推出来的“好政府”实质上是做一件连自己稍作思索都相信不会成功的事：移植西方宪政之体，嫁接在儒教的头上，这种脑体分离的权宜之计无异于饮鸩止渴。文化的认同是艰难的，长期的，但它却是宪政建成的必要条件。
（四）民国·国民党政府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