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政诉讼事件过于稀少，司法没有发挥
宪法所期待的机能之原因等等，均为我国司法应改革之问题，这些问题，得因除去司法行政之不透明性及废除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独占的权限，而大幅度提高解决之可能性。而且，
行政诉讼法之修正，为迫在眉睫之急务。除了扩大处分性概念及原告适格要件以外，团体诉讼之创设及诉讼类型之扩充，自属重要。
行政诉讼事件过于稀少，与日本法官基本上受限于官僚体制致使法官之市民的自由未受保障，并非无关聊。因此，包括法官之选任方法，法官之养成制度等广范课题，均应积极进行解决，而法曹一元是相当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
但是，以法曹一元为前提之律师，如何前述，是受
律师法所规范，
律师法之规定，则为日本律师之认同感及专业性之根据。在日本一九七０年代以来至一九八０年代，石村善助教授曾在“现代的专业性”一书，提出律师之专业性。石村教授之专业论，系“以学识为根基，透过特殊教育或训练而获得一定的基础理论之特殊技能，从不特定多数之市民而来的请求，依其具体请求所为之具体服务，从而致力于社会全体利益之职业。”此种专业论之特征，正是专业性与营利性之对立。相对地，也有主张从后现代之潮流来看，律师被期待的新角色，则为仅依请求者之需要而已（棚濑考雄教授等），则明显地倾向商业化模式。不论是哪一立场，律师之应有形象，自有重新架构之必要，无法再坚守固定的形象。而且在日本之情形，律师论与司法书士、税务士、公认会计士、办理士、行政书士之竞合，既为补完关系，则律师论之再架构，实非易事。
（三）最后，包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之综合设计，是必要的。如果要增加法曹人数，其养成制度自须同时考虑。
在所谓“大司法”之期待中，法曹养成制度之检讨，则为当务之急，大学之法学教育，亦在相联关系下，准备作大变革。文部省亦配合这些趋势，以大学相关人士为中心，召开协调者会议，检讨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或法科大学院构想之可行性。东大、京大等多数大学法学部、法学研究科等，已准备配合此动向，举行多次研讨会等，似乎是想在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结论之前，早先提出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或法科大学院之构想，同时文部省亦已准备担保其制度之“专门大学院”设计等。再加上最近突然加速进行中的国立大学之独立行政法人化构想，与这次法科大学院构想并非无关系，至少独立行政法人之评价制度及财政制度等，与法科大学院构想，当有连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