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临司”与法曹一元论
律师主导的司法改革，在战后追求过程中最重要者为“法曹一元”概念。法曹一元，据说是始于植村俊平在国家学会所为之演讲中所提“将来改为减少法官，新任法官必从律师采用”（明治三十一年，一九九八年）。
尔后，法曹一元概念渐渐明确，即以英国之ｂａｒｒｉｓｔｅｒ为范本，法官之产生是从律师选任之意。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临司）于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年）设置，一九六四年八月决议通过意见书，与这次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一样，在二年间审议后，提出了对法曹一元制予以肯定评价，但暂时不予实现之结论，其结果，引起律师会之大力批评。该调查会会长为民法学权威东京大学法学部我妻荣教授，由于调查会作出此种结论，其后则产生意见对立。该调查会提出“以法曹一元制之优点为理想”，这是调查会认为现实上法曹人数之增加等，仍须有周到之准备所提之意见，习管如此，对于基盘整备，仍未付诸实行。尤甚者，该调查会以“司法行政之指挥命令系统之明确化、责任体制之确立”为理由，致使法官统制制度，将司法行政委任给长官、院长，形成法官会议空洞化之契机，此种事实自不容否定。当然，战前以来，“在朝”法官、检察官与“在野”律师形成对立轴，是其重要背景，亦属确实。实际上因该调查会作出暂缓实行之结论，这种对立更形尖锐化，而律师会则对于调查会之意见书也强化法官之官僚统制一点，强力批评，因此若谓此种对立并无实益，并非妥适。
即使如此，其后日本法曹一元制之论议，仍非集中于为法曹一元制之基盘整备内容，而仍是围绕在原理的对立，此种倾向非常明显，将所谓法曹三者予以一体化而成英国型之法曹一元，距其实行之路途，仍非常遥远。因此，这次改革审议会，对于法曹一元如何处理，自相当重视。一部分律师主张，从律师选任法官之法曹一元之实行，与现在职阶制度之法官选任制度，应完全分开讨论，若追求前者，则自应大量增加律师人数，议论却进入此方向发展。于此所指法曹人数增加论，系有独特的含义，且与司法改革之应有理念，息息相关。
四、司法改革之课题
以上所提日本之司法，其应改革的课题，可谓堆积如山。不过，我想贵国现正进行中之司法改革，也许多少可以日本作为参考，乃将日本司法改革之课题，以稍加一般化之方式提出，并说明其论理之意义。
（一）我国司法改革是与行政改革相连结而展开，是其特征。在这种模式下的司法改革，是以规制缓和为基础之国家改造计划改编而成，而律师之职务及事务所，凡不符合国际标准者，成为改革之对象。行政改革之结果，国民从对行政之依存脱离出来而自立，“自我决定”、“自我责任”型社会即将到来。因此，司法之角色，以“事后救济”为中心，裁判外纷争处理（ＡＤＲ）等之纷争处理方法则积极运用。但是，这种行政改革主导型的司法改革，国民权利自由之保障及司法本来的角色，则以以发挥达成。在日本，因战后改革而司法权之独立及违宪立法宪查制获得确立，司法行政权及规则制定权，也赋与最高法院，虽然如此，但司法在物理标准上仍嫌过小，特别是有关公权力行使之违宪违法之导正及私人权益之保护，整体而言，
宪法行政法相关之诉讼事件，在数量上相当稀少（行政事件一年约一七００年），难谓已达国际水准。特别是以行政为被告之行政诉讼，胜诉可能性极低，关于租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在德国已有多数判决宣告违宪，而日本最高法院至今仍未出现一件宣告为违宪之判决。如斯，司法追随行政之背景下，司法上层部虽说是为回避政治所使然，但为实现国家改造，司法之角色不应只限定在解决个人权利义务纷争之本来任务，并应积极统制国家之行为，扩充为得发挥法创造机能及政策形成机能之司法。进而使司法成为突破事件性要件，对违法的行政作用予以积极纠正，强化对行政之独立性，提升国民对司法之信赖感。在日本，英美国家之衡平法的作用，相当薄弱，只有强化衡平法的作用，司法改革才能得到国民之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