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用户购买、使用盗版软件并未触犯著作权。因为，
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功能性使用并没有作出规定或者限制。③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前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论者假定现行法律，即
《软件条例》当中已经包含了对最终用户问题的答案，只要根据条文推导，例可以找到它。这其实过高地估计了当初的立法水平，。事实上，当年起草
《软件条例》时，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软件和传统作的区别，但是却并没有解决最终用户问题。以其第２１条为例，其中三种行为可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是用户购买软件的最起码的条件，否则要软件来干什么呢？可以说这一条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但是，如果要从该条推出如下结论：持有非法复制品的人不得为上述行为，这就十分勉强了。同样，如果因为第３２条规定善意的软件持有者不负法律责任，恶意持有者就要负责。这也是难以服人的。纵观
《软件条例》全文，没有一个地方规定有恶意持有软件者的法律责任。
至于后一种观点，其问题在于，过于严格信守已有的
著作权法原则，甚至把它放在一种不可更改的位置上，因而其结论不能符合现实形势的需要。若完全坚持这种观点，势必得出如下结论，即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案件中的被告、亚都公司不侵权。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
总体而言，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最终用户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寒带的答案，如果机械地从已有的规定去推理，可能会由于论者的立场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笔者认为，最终用户总是的解决，需要重新从著作权法律的基础出发，进行全面的思考，然后重新找出权利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为此，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绝对保护智力成果创作者并不是法律的目的，创造更多的比尔．盖茨也不是我国的法律的意义所在。否则知识产权就成为财富急剧聚集的手段，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②新的平衡关系的确定必须具备中国的个性，即它必须符合社会之现实经济水平，符合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需要，这就要考虑广大最终用户的文化需求及其实际购买能力，以及大众对知识财富的道德认识水平。
③新的平衡机制应该是具备操作性的，它固然要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应该是可以承受。如果我们作出一种理想的设计，可是它在初中根本无法裤现实现，那么它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还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
④当然，新的平衡应该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为此，必须保证权利人起码的经济利益，使其投资虽然有风险、但是仍有利可图。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最终用户加以区别，使其分别受到不同的法律待遇。
①营利单位使用盗版软件者应视为侵权。这样的单位使用软件，没有文化消费的色彩，完全是为了生产，它们既有购买能力，又利用别人的成果来营利，甚至是从事和著作权人相竞争的业务，因而如果它们还使用盗版软件，社会实在没有理由予以原谅。
当然，如果将营利单位使用盗版的行为视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等于赋予了软件著作权人新的权利，即禁止营利性单位未经许可购买、持有或使用软件的权利。④该权利纳和作权法，是著作权向工业产权靠拢的又一个标志。
由于经营者使用盗版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秩序，所以对它的处罚主要是行政制裁，例如罚款等，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责任，主要应该是公开赔礼道歉，而赔偿损失应该是次要的，因为用户并没有从事复制销售软件的行为，它的赔偿责任应该限于所实际使用份数的全理价格。⑤
②政府部门使用盗版软件也应该视为侵权。这是由于其特定的身份决定了的，它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应该是执法的模范，它虽然是为了执行公务，但是不能建立在损害智力成果开发者私人利益的基础之上。故，政府部门若使用盗版软件，应该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严重者应追究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