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
《软件条例》第
２１条还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品的单位、公民，在不经该软件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享有下列权利：（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装入计算机内。（二）为了存档而制作备价复制品……（三）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 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
《软件条例》第
３２条第１款规定：“软件持有者不知道或者没有合理的依据知道其软件是侵权物品，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但著所持有的侵权软件，为此遭受的损失可以向侵权软件的提供者追偿。”
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学术界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有不少学者认为，从
《软件条例》第
３２条可以看出，如果用户使用的是侵权软件，且其明知或应知该软件是侵权的，则该用户构成侵权，应承担法律责任。②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用户购买、使用盗版软件并未触犯著作权。因为，
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功能性使用并没有作出规定或者限制。③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前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论者假定现行法律，即
《软件条例》当中已经包含了对最终用户问题的答案，只要根据条文推导，例可以找到它。这其实过高地估计了当初的立法水平，。事实上，当年起草
《软件条例》时，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软件和传统作品的区别，但是却并没有解决最终用户问题。以其第２１条为例，其中三种行为可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是用户购买软件的最起码的条件，否则要软件来干什么呢？可以说这一条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但是，如果要从该条推出如下结论：持有非法复制品的人不得为上述行为，这就十分勉强了。同样，如果因为第３２条规定善意的软件持有者不负法律责任，恶意持有者就要负责。这也是难以服人的。纵观
《软件条例》全文，没有一个地方规定有恶意持有软件者的法律责任。
至于后一种观点，其问题在于，过于严格信守已有的
著作权法原则，甚至把它放在一种不可更改的位置上，因而其结论不能符合现实形势的需要。若完全坚持这种观点，势必得出如下结论，即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案件中的被告、亚都公司不侵权。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
总体而言，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最终用户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寒带的答案，如果机械地从已有的规定去推理，可能会由于论者的立场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笔者认为，最终用户总是的解决，需要重新从著作权法律的基础出发，进行全面的思考，然后重新找出权利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为此，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绝对保护智力成果创作者并不是法律的目的，创造更多的比尔．盖茨也不是我国的法律的意义所在。否则知识产权就成为财富急剧聚集的手段，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②新的平衡关系的确定必须具备中国的个性，即它必须符合社会之现实经济水平，符合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需要，这就要考虑广大最终用户的文化需求及其实际购买能力，以及大众对知识财富的道德认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