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及展望：作为我国整个法学的一部分，在２１世纪，在促进我国社会改革，依法治，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目标下，这一学科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研究工作应不断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符合各项客观真理要求的，优秀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介绍到我国，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目前，国内对该学科的实际意义认识不足，研究工作后继之无人，所以，仍希望引起各有关部门及领导的高度重视。
　　对本学科改革的几点意见：第一，根据其研究对象，应把名称改为“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这样既符合学科内容，又能与国际接轨，在西方它一直被包含在政治学的范围内，列宁也提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第二，就其研究内容，根据学科的发展需要，要正确处理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它们融为一体，许多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往往是当时主流政治法律思想的制度化，有时，前者又会对后者产业直接影响，如古罗马的法律制度产生并发展了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和理论。在研究学说史时也要研究制度史，还要注意跨学科研究。第三，研究成果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国情；研究方向应是西方法律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涵义和理论价值，成功范例。要实现法治国的目标，我认为，应重点研究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对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而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原则，人权及人民主权原则进行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这需要几代人相继努力，方能完成。
　　这门学科虽不受重视，但对部门法学理论法研究而言，如果不能掌握西方法学名著表述的基本原理、基本内涵、基本理论的话，恐怕是有所欠缺的。
　　张文教授：
　　王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讲的“外国政治思想史”，这是一门重要的课。刚才王老师提到，这一门学科应主要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而且，现在似乎是“言必称英美，动辄谈接轨”，我想请教王老师，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
　　王哲：我之所以讲，这门学科要重点研究启蒙时期，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情与当时类似。就建设市场经济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言，管理性、制度性的东西可以多学一些。
　　另一评论人：
　　王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讲到，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那么，问题是：是否需要或应不应该在法律院系中开设政治学理论课？首先，就名称而言，现在已经有了“政治学说史”，若按王老师的意见，是不是又倒退到几十年前的做法，把二者合一了？其次，研究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时，这个“史”的下限在哪里？一般都认为以二战为下限，研究当代史的教科书极少，但对我国改革２０年来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西方二战后的法律思想及其他思想，比如经济改革方面的新经济、新自由主义，文化变革中的后现代主义（“告别革命，拒绝壮烈，躲避崇高，苛求下流”；有现象无本质；潇洒走一回等等）。不涉及它们，这一门学科就老化了。我认为下限起码需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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