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旺生：
　　我也是王老师的学生。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这一观点：在接受、吸收外来东西时，要特别注意国情。在这些年来的教研工作中，我对此感触很深。中国文化是综合的，一般的，讲究全局，原则和个人牺牲；西方文化则相反。比如在中国，我叫周旺生，“周”一定要放在“旺生”前；在国外，我叫“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人家可不管你是哪家的，先看你是不是“旺生”，所以说，它重视个体和具体。联系到法治建设和研究，也应注意这种差异。比如法律形式问题。如何看待判例法？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让它深入植根的土壤，因此，老要把它作为重要的法律形式，这种提法是否有很强的国性依据呢？判例法要发挥作用，尚需很多条件，比如法官的高素质，但中国的许多法官在成为法官之前，又懂得多少法律？只给他们一个原则，要求他们依此解决现实问题，这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我看，至少需过２０年，判例法才能在中国发挥作用。　　此例，不是说不要判例法，而是意在说明，为什么有些在中国很有效的东西，在中国就没多大用。近代以来，中国有许多法律变革的机会，最终仍造反了大陆法模式，这不是偶然的，相反，这有很深的国情根源。我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不要再研究什么法律移植了，这在理论上早已被解决。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论述已经相当精辟。要根据国情来对待西方过去的和现代的法律文化，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才是可取的。
　　王哲：借此机会，把５０年来西方法律思想史（以下简称西法思史）的创立及发展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论文分五部分，即，西法思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内容、特点和学习的意义；该学科的创建；该学科的发展；深入发展；最后是西法思史学科的任务。
　　首先，西法思史研究范围指西欧和北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法律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法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这样的世界名著很多。他们的理论学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是劳动人民的思想结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学习和借鉴。
　　西法思史的内容和特点。具体内容是：第一，奴隶制时期，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为代表的国家观和法律观。第二，中世纪时期，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论和神学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到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１７、１８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期，格老秀斯、卢梭等自然法学派为革命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法学世界观占了主导地位。其次是资本主义时期，边泌·密尔·奥古斯丁的功利主义，分析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派并盛，共同点全都否认自然法理论、奉行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后是１９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除剥削阶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外，还有劳动人民的政治法律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纵观历代西法思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我们认为西法思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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