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
刚才听了周教授慷慨激昂的发言，目前又读了他的论文，觉得这篇６万多字的文章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些问题想商榷一下。
第一，文章１５页提到，从１９５７年到1９７６年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效法律有１０部。我仔细查数了一下，不是１０部，而是９０多部。改革前３０年里，中国有严格大法１３５个，经过清理，只剩下２４个，一数据可参见“中国法律统计年鉴”。这些数字是硬件，不涉及你的观点。但是，目前思想界有股“历史虚无主义”，比如，文革时人们认为中国只有两个半好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现在则认为中共从未办过一件好事。因此，这些数字如果弄不好，就迎合了这股法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立法学家不仅要关注立法，还要关注法的实施。我念高中时，恰逢《高等教育６０条》颁行，当时大家都认真执行如今《
高等教育法》已实施一年半，而在研究生第一堂课上我问学生，高等院校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竟然无人知道。这是规范我们自己的法律，研究生一年级了，竟丝毫不知，毫不关注这一涉及我们自身的法律。
第三，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为什么有法不依？如果只学关于法律实施的专业而不学立法专业、长期以往，是无法解答这一问题的，是不行的。
湛中乐：
周老师是立法学教授，他对中国５０年立法史做了资料详尽，观点鲜明的综合评价，对法治前途进行了展望，许多观点是独到。这里，我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对现行《
立法法》的评价。它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监督以及对立法内容的基本规范均做了规定，所以说它是
宪法性法律。我赞同周老师提出的《
立法法》的不足，比如说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仍不明确、司法违法、立法监督只作了初步设想，违宪审查未获明确确定等。
第二，关于立法的民主性与决策的科学性（见论文最后部分）。周老师提出，２０年来立法过程中有很多总是如地方与部门争权，一方面是有法不依，一方面是造成执法混乱的乱立法，立法失范和无序化，我赞同这一观点。我发现，立法过程中也有许多立法腐败，比如立法者受地方或部门控制，立法非民主化、高层立法人治化等等。《公务员法》至今仍未出台，与它涉及各种利益和权限划分，从而引发很多立法腐败行为有关。《
立法法》于１９９３年开始起草，２年后方获通过，也与它牵涉权限的划分（如违宪审查的机构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专门的
宪法委员会）等敏感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立法的民主性与决策的科学性、对立法者而言，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