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
刑法解释的原则就应当是有利于被告的。我认为不一定。在罪刑法定的框架之下，既不应当增加法律的内容，也不应当减少法律的内容。如果
刑法解释一定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的话，那么就与
刑法的性质和原则发生了矛盾。现在讨论司法公正性，对
刑法意识有些淡化，
刑法解释不是一定要把有利于被告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有些情形并非如是。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以一个制度上的现象为例。我国的司法解释从1981年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定》将近二十年以来，“两高”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大概有好几百件。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也有好处，在司法人员素质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做一些司法解释，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但是也造成了观念上的误区，就是一提到司法解释，就认为只有“两高”才可以做司法解释。而“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其内容和实质上来看，有一些实质上应该是立法解释。1981年的决定就提出关于划清法条的界限属于立法解释的范围。而众多的司法解释恰恰正是给抽象行为划清界限，是越权的。
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根据1981年的决定，最高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之中，检察院在检察过程中所做的解释还是应该侧重于个案。对个案的解释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都是由法官自己来做，而不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来解释。而我国两高对于个案的解释实际上就是越俎代庖。
“两高”众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带来一个严重的危害，就是使得广大的司法人员有严重的依赖性，一遇到有案件无法对号入座，就请示上级法院。这样司法解释越多，司法人员的依赖性就越强；司法人员的依赖性越强，就越促使上面搞更多的司法解释，形成恶性循环。广大办案人员办案的主动性和积性就慢慢的被消减。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有许多问题，司法人员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比如
刑法第
280条，关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曾经有一种案件，就是买卖的是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司法人员就不敢判。直到1998年有了相关的法律解释，这种案件才得到处理。可见广大司法人员的依赖性之大。中国的司法解释从长远来看是无法持久的，应当得到改变。关于改变这种现状，在我的文章里有详细论述。但是文章也只限于提出问题，没有过多涉及具体如何解决问题，没有能作到设计一套
刑法解释的规则，需要大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