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谈谈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法律解释应有利于被告”与“刑诉法中罪疑从轻或从无”是两个问题，前者是适用解释，后者主要取决于证据。第二，对
刑法的解释应不应该有利于被告？比如陈兴良老师所说的，
刑法解释应展示法条所展现的全部内容；在对法条涵义没有争议时，当然应该展示全部内容；在法条规定有歧义时或含糊不清时，我个人认为应采取“有利于被告”的态度。因此，采取这种态度的前提应有所区分和限定。第三，储老师提出，法律解释根本上是法官的个案解释，我觉得，法律解释即要考虑到理论完整性，又要顾及现实可行性，现在，如果把司法解释权完全交给法官个人，那么后果会怎样呢？最近，就两件案法相似的婚内强奸案件，上海市某区法院判决被告强奸罪名成立，而沈阳市某区法院则判决被告无罪。同样的案情，同样的法律，得出不同的判决，在目前的法官素质、司法环境和司法体制下，要是把解释权下放给法官个人，“执法统一”如何实现？下放可能造成司法环境大崩溃的后果，我们应把
刑法解释的理想规则与现实规则区别开，并做好这两种规则的协调工作。
主持人：上午的会议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领导讲话，这一时段已告一段落。下一个时段是正式的学术研讨。
储槐植教授：
今天我讲话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
关于刑法适用解释的必要性。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曾经存在着思维僵化的现象，在没有刑法典以前一切用政策办案，有了刑法典以后，什么事情都喜欢对号入座，使得整个
刑法在运作中发生了僵化现象。
在我国当前讨论
刑法适用解释，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的必要性来源就是成文
刑法的特点。成文
刑法的特点是抽象性、孤立性和静态性。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正好与成文
刑法的特性相反。具体案件具有具体性、牵连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所以这就造成了具体案件和刑法典无法对号入座。但是
刑法又要起调节现实的作用，所以这就涉及到
刑法解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