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司法实践中
刑法适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比较低。去年安徽有一起案例，一名国有企业的老总在工作中为私营企业老板办事，受贿几十万元。一审认为不能定罪，认为事后受财不是受贿。刑法典规定的是，给他人办事在后，接受好处在前。这说明这几位法官对
刑法的理解过于机械。法律规定的受贿罪就是权钱交易，语句的顺序并不等同于行为的时间顺序。虽然后来检察院在抗诉中推翻了一审判决，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比较低的。
第二，法学界对
刑法适用的学术研究还不够。我国刑法学中，注释刑法学研究得是最深的，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为止，对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到位。比如，
关于刑法中的“占有”这一概念，是“取得型”的财产犯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
刑法教科书很少对此有研究。在陈希同案件中这个概念就发生了问题。其中涉及到对外交往收受的礼品价值有55万元是应该交公而没有交公的。因为其中有十多万元在出事以前就转移走了，而其余在出事以后仍然没有转移走。那么这其余的、没有转移走的礼品如何定性？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叫占有？此外对
刑法适用的基本规则的解释也研究得非常不够。
有人认为
刑法解释的原则就应当是有利于被告的。我认为不一定。在罪刑法定的框架之下，既不应当增加法律的内容，也不应当减少法律的内容。如果
刑法解释一定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的话，那么就与
刑法的性质和原则发生了矛盾。现在讨论司法公正性，对
刑法意识有些淡化，
刑法解释不是一定要把有利于被告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有些情形并非如是。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以一个制度上的现象为例。我国的司法解释从1981年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定》将近二十年以来，“两高”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大概有好几百件。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也有好处，在司法人员素质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做一些司法解释，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但是也造成了观念上的误区，就是一提到司法解释，就认为只有“两高”才可以做司法解释。而“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其内容和实质上来看，有一些实质上应该是立法解释。1981年的决定就提出关于划清法条的界限属于立法解释的范围。而众多的司法解释恰恰正是给抽象行为划清界限，是越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