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与蒂利论西欧近代国家的兴起(3)
姚映然
【全文】
三
如果我们就此停止思考，武断地认为托克维尔的国家建构论题因革命最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那么我们将因此而损失托克维尔作为思想家最值得关注的一面，也将丧失本文在论述蒂利的国家兴起的研究中引入托克维尔的重大意义。托克维尔的确看到了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这一特点，这在上文已经提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托克维尔认为，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可能建立多种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雷蒙 ·阿隆认为他是既注意了社会结构现象，又不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学大师。托克维尔一方面承认现代民主社会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担心不同政治制度尤其是过度集中的中央权力的渗透将危害到个体的自由。很明显，托克维尔注意到了国家在处理公共生活与个人领域两个问题上存在的紧张。
在托克维尔看来，支撑自由民主政体的道德习惯并不一定就是共和政体的。它还包括来自两个构成部分的特征。自由民主政体“共和”一面需要许多与共和政体的美德相称的特征。而自由一面则取决于道德习惯本身，它们不同于支撑共和政体的道德习惯。如果共和政体需要某种广泛的散布于公民之中的公民意识，那么自由主义则需要具有常识和惟恐失去独立精神的公民，需要其中一些人高度注意自我和具有一种个人自豪感。自豪感和傲慢气质是贵族社会所强调的特性，它表明必须给自由民主政体注入一些与其自身的自然倾向相异的因素。
有一些一般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维持一种自由民主政体比较困难。近现代的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是“追求平等的激情”，这一激情要求把正义和自由界定为平等与结果相同。其后果便是日益诉诸使用公共权威的最高手段——“集权政府”或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以使各种状况更为平等。在中央，则不断地增长一种训导权，7这一训导权将越来越多的一统强加于社会。因此托克维尔在比较早的时期提醒人们警惕一种新的专制的危险， “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托克维尔，1996，43页) 。个人赤裸裸地暴露在国家权力这一畸形怪兽（Leviathan）的侵扰和压迫之下，竟毫无遮拦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状况。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哲学家尼采殊途同归。马克思在谈到12月2日政变后的法国时讲道：“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统治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为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主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1972，P641-642）。在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进行激进的，彻底的革命，“不应该再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依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