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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廷式在《纯常枝子语》卷二三中也说：
陆象山《语录》云：“临安四圣观，六月间倾城，士女咸往祷祀。或问：何以致人归向如此？答曰：只是赏罚不明”。余谓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士凶。赏罚明则行善则士，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24)
(四)口号（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帝制时代的中国，法律活动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口号（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由于立法的不切实际或帝王的私心自用，常使得法律流于一纸空文，一个朝代行将就木之时尤其如此。
据吏载，隋炀帝夺取帝位之后，标榜“推心待物，每以宽政”，不满“高祖禁网深刻”，下令删修刑律。他于大业四年（607年）颁行《大业律》，“其五刑之内，降以轻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25)，并删除十恶之条，体例上也比《开皇律》有较大改变。然而，当时他“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变动，赋敛滋繁”(26)，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后，他便立即“更立严刑”，赦令天下盗窃以上罪，不分轻重，一律处斩，大业九年（613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27)以后，又恢复车裂、枭首、灭九族等酷刑。最终，隋王朝的司法实践实况是，“生杀任情”，“不复用律令”(28)，且官人百姓造罪不一。炀帝的《大业律》被证明是欺世盗名，他本人也落得个“矫情饰行，以钓著名”的名声。
即使帝制时代之颠峰的唐朝，也同样存在种情况。尽管历史上早就确立了不分亲疏一断于法的原则，唐帝国的行政法对官吏的行政违法处罚也较为严苛，甚至规定完全以刑罚的形式来让官吏承担行政违法责任。然而，实际上能落到实处的只是极少数极重的行政犯罪，对大多数的行政违法只施以轻微的行政处分而已。“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以官当流者，三流比徒四年”(29)。以致清人薛允升大为感叹：“唐律，职官犯罪，既有议、请、减之章，又有除、免、当、赎之别。杖罪以下，俱以赎论。徒罪以上，俱以官当。惟犯加役五流之类，除名、配流如法。其余均准收赎，并不实配，而又有六载后及三载期年听叙之法。其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致矣！”(30)看来，事实上仍为“官人百姓造罪不一。”
帝国社会讲求无讼，帝王也希望臣民守法，而且，帝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解决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奇怪的是，有时君主“逼”着大臣去践踏自己所设法令，并以之为喜。如汉刘邦与萧何，萧何对刘邦可谓忠心耿耿，战争年代出谋划策，和平年代赤胆辅国，然而：
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远矣！……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故不多置田地，贱贳贷以自汗？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悦）。(31)
汉初禁土地兼并甚严，放高利贷也不是合法之事，一国丞相却以之“自汗“，而君主因之大悦，可畏怪矣，然此种事件，在帝国社会却并不鲜见。其实，这只因为，在帝国社会里，只要你对皇帝忠心，就不会违法。
三、帝制时代的法律教育
“一国法律教育的得失，有关国家法治的前途”(32)，然而，帝制中国的法律教育却较为贫缺。起初，贵族为了迎合其彻底统治的需要，连公布成文法都激烈反对，照叔向的说法：“民知有僻，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性以成之，弗可为矣。”(33)所以，帝秦之前贵族学礼、乐、射、御、书、、算，就无学法之说。但历代统治者认识到法对维系统治的作用，还是进行过一系列的法律宣传教育的，而且，制定并颁布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教育，其方式也多种多样。
以吏为师 秦王朝建立以后，法家思想成为帝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法家主张“法治”，秦王朝更是把法家的极端专制主义和严刑峻法推向了高潮。秦始皇通过努力，使得方方面面“皆有法式”(34)。帝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法律方面实行极端专制主义，“天下大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只许“以法为教”，“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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