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0年代前中期的继续攀升阶段
据上海市统计，1992-1997年全市共发生刑事案件149788起，年均发案24964起，由于发案总量基数增大，这一时期年均发案增长率为20%，重新犯罪率同步增长[3]。另据某市对1996年严打整治斗争中新收押犯人的统计可以发现，其中重新违法犯罪的比重也都较高，但较80年代末期的水平相比呈缓慢增长势头。
3、97年以后的持平发展阶段
根据97年、98年前后的各省统计资料显示，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都在较低的范围之内，而且较前几年均有下降趋势。各省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情况如下表[4]：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分省情况表（略）
另据福建省泉州市司法局的统计资料，1998年至2001年9月全市共有刑释解教人员7920人，其中刑满释放人员5565人，解除劳教人员2355人，重新违法犯罪的144人，仅占1.8%。
二、 经济因素对重新犯罪的主导作用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里所说得经济因素主要是针对影响犯罪和重新犯罪而言的，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其他经济现象。
80年代末期的重新犯罪的高峰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必然伴随物。70年代末期，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之际，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被打破。这一时期产生的高犯罪率现象也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的。城市中的待业青年数量庞大，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这使诸多青年产生了被时代所抛弃的挫折感，自暴自弃，最终陷入犯罪的泥潭。8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却陷入了高度的通货膨胀，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普遍较差，加之经济体制已经改革而其他配套改革尚未到位，多经济成分，经营形式，致使社会基层组织瘫痪，功能薄弱，而这一时期有大批的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绝对贫困和社会控制力的减弱，使他们又走上了重新犯罪的道路。
90年代以来，我国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稳步前进，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必然牵动社会整体嬗变，从而造成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失衡，致使犯罪加倍增长。社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社会角色的多元化，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而这一时期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没有完善的法规约束，致使市场处于近似无序状态，各种欺诈行为恣意横行。这些无序状态不断反映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加之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成为了诱发犯罪的因素。有过犯罪经历的人这时回归社会，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却有浓厚的亚文化氛围，便会产生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理，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三、 经济因素对重新犯罪的抑制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