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酒精饮料税案中，这个问题得到较深入的讨论。专家组报告在阐述了《维也纳公约》第31、32条的国际公法解释惯例地位后，接着指出“专家组注意到其他GATT和WTO专家组已解释过GATT第3条，并且注意到由GATT缔约方全体和WTO争端解决机构采纳的专家组报告，由于对报告采纳的决定，构成了在具体案件中的后续实践。…鉴于前述，专家组认为缔约方全体采纳的报告构成在具体案件中的后续实践，并且后续的专家组在解释相同或相似问题时应当予以考虑。但专家组亦注意到并非必须去遵循这些报告中的（法律）推理或结论。”　　
　　对于专家组的如此认定，上诉机构认为“总的来讲，解释条约的后续实践在国际法中的本质是，已经被认为是足以确立缔约方关于条约解释一致的一系列concordant、common和consistent行为或决定。一个单独的行为不构成后续实践，后续实践应是建立有关当事方之间一致的一系列行为。”最终认为“由GATT缔约方全体和WTO争端解决机构采纳的专家组报告，在具体案件中不构成《维也纳公约》第31条用语所指的后续实践”。　
　　对此问题，著名GATT/WTO专家Jackson认为“尽管报告中的法律解释对后续案件的效力尚待明确，但程序表明，按《维也纳公约》的用语，他们构成‘在条约适用方面关于其解释确立了各缔约方一致的后续实践’。这一点对WTO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德国Petersmann认为“缔约方全体对争端解决报告的采纳在GATT实践中认为是裁决和对即存GATT权利义务的权威决定。这些裁决构成《维也纳公约》31条所指‘在条约适用方面关于其解释确立了各缔约方一致的后续实践’，在解释协定时应予考虑。这是由于GATT争端解决实践经常引用以前专家组报告中的解释的事实。”　　由于报告被采纳后就成为裁决本身，因此其是认为争端解决报告构成后续实践，在条约解释时应予考虑。我国学者赵维田则认为“按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3款，对条约解释时参照‘条约上下文’并考虑‘（b）适用条约中能确认为各缔约国同意作为解释的任何做法’，经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当属此类”。　
　　笔者认为，　GATT/WTO争端解决是对各适用协定的应用，在此过程中有关专家组/上诉机构对争端进行调查、对相关的协定条文进行分析解释并作出最终结论，这种结论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和对协定条文分析解释之上。成员全体对争端解决报告的采纳既是对最终结论的认可，也是对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认可，当然这种认可并非表明报告中的法律解释具有最终效力且不能变更，而只是表明在审查报告时各成员对此达成了一致。再联系到争端解决专家组/上诉机构对先前争端解决报告的考虑、引用和遵循的实际情况，认为争端解决报告属于《维也纳公约》所指“后续实践”并无不妥，反而与实际情况相符，而且这种认为将前后争端解决实践联系起来，有利于维持争端解决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连续性。日本饮料案上诉报告中认为“后续实践”应为一系列行为的否定理由是不充分和欠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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