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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我提出当时处于司法改革潮流，而我国司法改革有些逆向性，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９８年我提出中国的司法改革有些急功近利的倾向，有的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今年３月我又提出司法改革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①司法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配置问题，司法部门的能力难以完成，且有其利益在里面。②司法改革无统一的领导部门和计划，因而很混乱，会破坏司法的统一性。
我觉得日本司法改革固然有一个总体委员会的领导，有一个很好的思路与体系。但背景也体现了日本人的心理。原来日本对其制度特别自信，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美国，如其大企业的合作理念，９０年代日本的经济由泡沫走向萧条以后，其产生了失落感，包括对司法制度。我感受到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有些合理的制度未受到应有的评价；另外，采用美国制度的方案，是否可行也值得研究，因为其引用的制度的效果有些至今尚难以评价，如交叉询问制度。各国的文化背景等使制度的移植并不是那么容易成功，日本的改革能否成功还值得探讨研究。
总体设计，不仅日本，其他国家改革也是这样的，如美国。日本的司法改革确实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具体怎么改，效果如何确实应仔细考虑。中国的司法改革具体如何借鉴，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比较赞成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和充足的论证，急功近利则可能导致成本的浪费。
张卫平：
日本的司法改革更多的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有些记者认为不一定是真正要改什么，而是推动观念改革。台湾、日本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陆法系为体、英美法系为用”的观念。经济一体化，英美文化的导向是明显的，但是要根本改变原来根深蒂固的大陆体系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贺卫方：
通过读潘老师的文章和听到今天的发言，我受到很多启发。
司法改革持续热了两三年了，学术媒体与社会一起关注，可能是原来权力体系衰落后人们寻求一种权力配置与秩序。
最近的司法改革的矛盾措施，表明了我们理论的准备不足。谈借鉴意义时，我们应检验一下我国与日本的区别，而我们原来更多地强调中、日的相似性。
日本古代时社会结构与中国就有差异性，例如分工观念在日本古典社会就培育着，这带来了近代组织与工业的差异性，影响了司法制度的建构与职业化。
第二点是中国与日本国民对外来事物的态度根本不同，反映了心态的差别。
第三点是两者现行制度的价值度向度是相背离的，现在我国不是朝向西方所倡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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