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有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中，刘星先生的著作值得一评，他主要是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已在文章中指出，这里不多说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确有其贡献，因为思想只是在它向我们呈现的时候才获得了它的生命。每一时代，每一个读者都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思想的。正是在不同时代的解释者和同一时代不同解释者的不同理解中，思想才能被充分呈现进来。所以，既然“前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思想的解释就必然是多元的，所以，刘星认为任何思想都是有成见的。但成见必须遵守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否则就会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必然进入自我解构的怪圈。
　　在对这两种方法评价之后，我想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提出几点应注意的问题：①“生命智慧”的含义及其与现有经验间的关系；②“不可言说”在思想中是指什么；③“心灵境界”是指什么。在用西方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进行研究时，有没有对这三个命题给以充分的关注？
　
　　刘广安：
　　忠明教授刚才讲了谦虚的话，但其表现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报负。
　　忠明的书中涉及了杨宏烈先生，并进行了评价。但我想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的研究方法去要求３０年代的人？要是这样的话，《史记》、《资治通鉴》也不是伟大的著作了，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今天的需要。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近几年的研究总认为法史学的研究主要以史料认识为基础，而不是以理论推演为基础。所以系统了解读懂问题的相关史料是第一位的问题，至于采用何种理论方法说明则是各显高招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前者是关系到认识基础对错的问题，后者是关系到认识水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对史料的追问予以特别的重视。
　　近来学界比较倾和于思想探索的评论，姑且称为探索性评论，主要是把读者同向问题的深处，用意往往超过著作原作的范围，主要意图是展示读者的才思。我认为这不能代替简介性评论，更不能代替对作者原著的研读。
　　其他就是忠明对书本上研究法律的轻视。我个人认为书本上的法律有局限性，但研究这种文本上的法律的基本观念、法学水平、达到这种法学水平的各种历史因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不是研究话的法律所能代替的。正如我们研究清末修律，虽然没有实现，但它对我们的认识价值是同样高的。
　　田涛：
　　我觉得徐忠明的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对中国法制史近百年的法律学说进行了很多探讨和清理。当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不过有些词汇对我来说很新颖，但我不反对这些词汇，这些新的语言也促进了法制史的发展。还有一点，作品中对史料学不是十分重视。但尽管如此，这是一种批评，批评对学术界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推崇这本书，它使用了很多批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赞同刘广安教授说的对史料的追问，比如在批评黄宗智时对其文章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章缺少追问。造假书是中国古代文人借以标新立异和挣钱的一种手段，不去挖掘材料而制造假材料古已有之，所以这种批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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