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仅代替了法律，遏止了法律的成长，支配着法律，而且给法律本身带来了消极影响，使法律政策化。政策的一个很大特点是轰动效应，它能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很大影响，并很快取得政策效应。但政策的生命力通常不长，它的效力是很短暂的。当一个政策下来，大肆宣传鼓动，开会动员贯彻，各方面的人一齐去抓所谓中心工作，成效很快显示出来。但是，毕竟不能所有在不同工作部门的人都长期集中去干一件事，工作职责是有分工的，各部门还要去干本职工作。当有一个新的政策下来，又动员大家去贯彻新的政策。这样，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工作重点转移，抓政策的人也转移，原来的政策就被扔到一边，人们渐渐也就把它淡忘了。历史上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的实行，常常以
刑法作为推行政策的后盾，法律被沦为政策的附属物，而丧失法律应有独立性。法律的职能会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为配合形势的需要，司法机关不得不打乱正常的执法秩序，来开展一项专门斗争。这样，执法也搞成了象实施政策一样的运动方式，一项一项，一波一波地进行的。由于国家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习惯于抓重点的政策工作方式，使政策总是必须不断地改变。人们在每一件事上的注意力必然是有限的。所以，法律所受到的关注和执法效应也就很有限，这样法律也发生了政策效应。当法律不能适应政策的时候，就会被政策超越。根据以往的经济分析，一个普通政策的效应一般不超过一年，除非重新激活它才可维持更长的时间。一个大的政策在不断激励下可维持二、三年的效应。被定为国策的政策，设立了专门机构并在不断的宣传激励下才能保持较长久的生命力。很明显的例子是，禁止党政干部公款请客吃喝，有关部门颁布过无数个禁令，每次禁令大概只能刹一下当时的风头，***从过去的经验看，这种禁令的效应大概只有三、五个月的时间。**过了一年半载，这股风又会重新起来。又如给农民打白条，扣发教师工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法律起作用，而是靠政策，所以总是屡禁屡犯。倘若把非法扣压教师工资，强行给农民打白条的人送上被告席，不仅让受害人有诉权，而且上级政策、有关组织和新闻媒体应大力支持和帮助这种诉讼，而不是由政府部门一次次发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去割自己的疮疤，情况恐怕就不一样。有关部门常常不是不断地完善实施一个有效的禁令，最后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则，而是不断发布新的禁令。这就是我们长期习惯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象“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