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人在大学里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从容，尤其是一二年级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成绩。我的同学中在学术界干得最好的几个，都是在大学里成绩刚刚及格的人。我还有个同学，四年下来成绩全优。但是，走到学术这条路上，你会发现，有创见的人很少有那种过分循规蹈矩、过分重视成绩的。当然有些时候成绩与某些利益相关，比如申请奖学金，这是让人很无奈的。但是大体来讲，现在的教育制度在调整，老师在改变，不会只根据你背诵的功夫，还要根据你是否有自己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来判分。
我也许应该强调一下，作为北大的学生，进入这个学校后，你首先应该去阅读这个学校的历史。这个学校出现过哪些伟大学者，它如何变为今天这样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它的教育哲学是什么，等等。胡适先生在校园里没有塑像，因为他当了国民党的驻美大使，后来死在台湾；但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母校（他虽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但在北大任教，把北大作为他的母校），无论走到哪儿，一说起北大，他一定要说“我们北大”。本校的一位老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采访时说：“我这一辈子很满足。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海淀，海淀最好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能在未名湖畔待一辈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未名湖畔的美，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景观，还在于那些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是他们铸造了这所学校的伟大风范和伟大品格。前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大家都在争夺对北大精神的解释权。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有人解释说，是爱国主义，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民主、进步；也有不同的见解，我就不同意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我认为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对学术自由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倡导，这是这个学校最伟大的传统。我们法学楼门前立着一座雕像：马寅初先生，他就是这种精神的示范者之一。五十年代初，在毛主席倡导的“人多力量大”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马老校长公然明确地提出与官方不一致主张，提出所谓的“马氏人口说”，认为“人多力量大”是错误的，人多消费多才是正确的。在被打倒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开头就说，真理是需要辩论的，是需要对方说话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确地知道，你们要封住我的口，不许我说话。但是，我该说的话，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要表达出来。——就是这样一种人格魅力，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一种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我们的学校得以立世的最重要的资本。大学独立、大学自治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传到中国后，它的发育并不容易。中国有悠久的读书做官的传统，而且是政教合一的，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也可以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里；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所以他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天主教会、罗马教廷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抗衡世俗权力的一个精神组织，这种精神组织对于西方的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制度因素。不像我们这儿，自古以来，“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道？”刚才我说的李贽，李贽有一个罪名叫“非圣”，对我的老乡孔子的有关学说提出置疑，不赞成孔子的学说，这就是非圣。但是，赞成或不赞成孔子的学说由谁来判断？这是个问题。在传统社会，照例是由世俗权力最高的人来解释的。今天，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仍然重要。我们
宪法规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一种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谁说了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两千年来一直是皇帝说了算，皇帝说你非圣你就非圣，没有辩护的余地，在这样一种传统下，说实话，大学要获得一种生存的真正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最古老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当政教分离时，教会管一个人的精神，世俗的政府只管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在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国王的权力不能进入。有一种说法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大学就是这样。大学的神圣的殿堂，绝对不容许任何世俗势力指手划脚，不允许它干涉一个学者的思想自由。一个学者的思想自由是他得于立世的最根本点，如果没有这个自由，学者便成为行尸走肉。说老实话，学者不怕吃不好，不怕住小房子，不怕坐大汽车，怕没有自由。可能你们听说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不买美国总统帐的故事，那个故事典型地体系的大学的尊荣和面对世俗政府的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