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案的处理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值得追问。可以肯定，其中不少事实真相被掩盖了。有的可能是办案人员故意不让苏力知道，有的则是苏力故意不让编者和读者知道。比如，Ｗ的妻子是如何主张权利的？这个问题就被苏力故意掩盖了。他不仅不提她的请求，而且故意使用“Ｗ的家人”这样含糊的概念取代“Ｗ的妻子”这样的概念，生怕编者和读者追问Ｗ妻子的态度。
七、法治的本土资源之价值指要
以上分析表明，苏力的本土法治理论是不足取的，是应当被拒绝的。
但是，在拒绝苏力理论的时候不应当拒绝本土资源。还是那一句老话：倒洗澡水不要连小孩也倒了。
（一）本土资源的概念价值。
本土资源这一概念是有价值的。不能认为它是“‘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以及‘中国特色’之类说法的改头换面而已”。[5]（P54）
资源这个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它强调的是有用性，这与国情概念有较大的不同。国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强调的是根据。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国情是根据之一；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国情是根据的全部。当国情被当作根据之一时，国情理论就是开放的，开明的；当国情被当作根据的全部时，国情理论就是保守的，甚至是顽固的。
法治的本土资源这一提法意味着“法治为本，资源为用，本土为用”，因为资源本身不是目的，从来不是目的，也永远不是目的，它是为别的目的服务的。这与“中体西用”完全不同。“中体西用”是将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作为资源，而将中国本土文化和制度作为根本。
所以，法治的本土资源既不是法治的根据，也不是法治的目的，它仅仅是法治的“用”。
法治理论中引进本土资源这一概念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促进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促进政治经济学向法律经济学过渡。
第二，增添新的思路，增强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根据“法治为本，资源为用”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专制的武器也可以化为耕地的锄头，人治的魔杖也可以化为法治的杠杆。更何况专制者手中使用的并非都是屠刀，人治魔杖之下压抑的并非还是魔杖。天主教、基督教曾经是专制者手中的屠刀，现在却成了法治的朋友。
第三，诱导资源分类、资源发掘和资源利用，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
既然有法治的本土资源，当然也就有法治的外洋资源。既然法治的资源可以分为本土资源和外洋资源，当然也可以分为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制度资源和理论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地基资源和材料资源，框架资源和装璜资源，等等。
苏力说：“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4]（P14）此言不差。
既然有了法治资源的概念和分类，发掘资源、利用资源当然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这些当然可以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本土资源的存在性。
有论者认为，“想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发掘法治的‘本土资源’无异于缘木求鱼”。[1]（P86）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但是确实有法治的“本土资源”。二十年前，中国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更谈不上有高速公路的传统，但是不能说那时中国没有建设高速公路的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也可以分为地基资源和材料资源两个部分。
法治的地基资源已经具备，这就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数千年人治灾难的不堪回首，世界法治文明对中国人的心理映射，等等。
如果我们愿意返回自然经济状态，如果我们愿意患历史健忘症，如果我们能够对世界法治文明无动于衷，那就说明我们的确没有建立现代法治的地基和必要。
诚然，我们的地基中有一些不适应法治建设的地段。但是，这正是设计师、建筑师们，尤其是法学家们发挥才华的舞台。哪些地方需要打桩？哪些地方需要固坡？哪些地方需要清理流沙？政治家们和法学家们大有用武之地。
法治建设的材料资源当然需要进口，但是没有必要完全依靠进口。如果能够搞一些进口替代，当然可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益的目的。
哪些本土资源可以作为法治材料呢？这需要探讨，需要研究。笔者抛砖引玉，试举几例：
中国古代的诽谤木制度，子产不毁乡校的做法，就是很好的法治材料。广东有一个镇在公园里设立了公民论坛，很受民众欢迎，效果很好。这个公民论坛实际上就是“子产乡校”的翻版，稍加引导，就可以成为法治精神的外化形态。
民间广泛流行的杨乃武的姐姐“滚钉板，告御状”的故事，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它反映了民众渴望权利条件化、程序化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当然也是法治的本土材料。我国现行
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向任何国家机关告任何人的状，但是，老百姓告状实际上特别难，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告状的权利没有程序化、条件化。按照只要“滚钉板”就可以“告御状”的逻辑，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制度：只要你作出某种牺牲，满足某个条件，某一级的国家机关就必须为你立案；越是高级机关，立案条件就越严；但是，只要符合条件，即使国家元首也不能推托，不能批转。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不敢说就建成法治国家了，但是至少老百姓告状难的问题可以大大地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