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如果女青年和她的父母真的特别注重声誉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报案呢？报了案再要求撤销报案，再宣布马上结婚，再去开后门领结婚证，不是公开宣布女青年已经失贞了吗？
第二，“很难找到”如意郎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是必然的。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将农村男青年描绘成个个老封建，人人道学家。农村男女青年中也有许多反封建的勇士。私奔、寡夫再嫁、不裹小脚这些在宋明理学看来是大劣不道的恶行，正是农村小户人家的子女先干的。本案中，女青年事前敢于赴约会，事后敢于报案，就说明她不像苏力描绘的那样封建。
第三，即使“很难找到”如意郎君是必然的，但是比如意郎君差一些，比强奸犯好一些的人还是有的吧！女青年为何一定要嫁给强奸犯呢？难道强奸者就是最理想的人吗？如果是最理想的，为何会发生霸王硬上弓的事呢？
既然苏力的分析经不起追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强奸者的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亲戚可能是乡土恶霸，谁也不敢得罪；女青年的父母可能是见利忘义的人，经不住威逼利诱。如此而已，根本不存在现代法治不合乡土人情的问题。相反，倒是现代法治往往被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了折扣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高衙内或者李衙内强奸了林娘子或者木姑娘，报案了但不立案，或者立案了不破案，或者破案了不判案，却强迫林娘子、木姑娘私了，如果不同意私了，就叫她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种“强迫私了”的事情比“不让私了”的事例不知要多多少倍，苏力为何不予以关注呢？
（四）关于通奸案。
在某县级市的一个村子里，Ｗ和Ｍ的妻子Ｑ通奸，事情败露后，Ｗ愿意出七千元钱作为了断。Ｍ不答应，多次打骂Ｗ，并申明要杀害Ｗ的家人（尤其是孩子）。Ｗ无奈，告到法院，要求阻止Ｍ的犯罪预备，Ｍ反诉，要求赔偿一万元。法院决定：拘留Ｗ15天，Ｗ赔偿Ｍ八千元，断绝与Ｑ的关系；Ｍ停止侵害Ｗ家属；诉讼费双方分担。这是苏力在社会调查中“碰到的”一个实际案例。苏力说，他本人、共同调查人、 法官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处理结果“基本合情合理”。 苏力进一步指出：这虽然没有成文法上的根据，但是符合“习惯法”、“民间法”。因此，苏力呼吁制定法与民间习惯的互动，让制定法向民间习惯让步，但是，并不让合理的习惯上升为成文法，而是要保留习惯的“活力”。[6]（P124、129、134）
笔者以为，苏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成文法对通奸行为没有规定处罚措施，国家认可的习惯法是：由所在单位或所在组织给行为人以纪律处分。问题在于，对于没有单位或组织的人似乎是没有办法进行纪律处分的。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可行的办法可能有二：其一，由全国人大作出规定：对于无法进行纪律处分的通奸者，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这个办法最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其二，将村民委员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等推定为“单位”或“组织”，法院建议Ｗ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公约对Ｗ进行纪律处分：如警告、记过等等。法院只要有法治观念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的话，采用第二种方法平息纠纷是完全可能的。拘留Ｗ，并要他赔偿八千元，不仅严重违反
宪法，而且也极其不合情理，连开明专制都算不上，是赤裸裸的人治，是赤裸裸的苛政。导致这一结果的，绝不是什么“习惯法”、“民间法”，而是外人无法了解到的原因。假如（苏力最喜欢使用“假如”、“也许”一类的字眼）Ｗ或者Ｗ妻子的一个什么亲戚是一个什么乡长、局长甚至县长，看那几个法官大人敢不敢在苏力面前公开宣称他们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打死他们也不敢。苏力口口声声讲“本土”、“乡土”和“地方知识”，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内外的高等学府，对真正的“乡土”、“本土”和“地方知识”实在是太隔膜了。
在通奸案中，如果拘留Ｗ虽然严重违法但毕竟有点情理的话，那么，让Ｗ赔偿Ｍ八千元则完全是无法无天，是无理强权。道理很简单：既然Ｗ和Ｑ通奸侵犯了Ｑ丈夫Ｍ的权利，那么，Ｑ和Ｗ通奸当然也侵犯了Ｗ妻子问号的权利。既然Ｗ要赔偿Ｍ八千元，那么Ｑ也应当赔偿问号八千元。如果Ｑ不需要赔偿问号，那么Ｗ也不需要赔偿Ｍ。在妇女权利已经被普遍承认的今天，稍微开明一点的人治主义者，都不会无视问号的权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县级市（注意：经济发达的县才能改为县级市），而不是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某个荒山野岭，人们真的会在习惯上将妇女当作工具和玩物吗？真的会认为妇女的权利不算权利吗？如果真的存在着这种“民间法”，那么它就绝对不是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对现代法治的本土法治。如果这样的本土法治也值得尊重的话，这样的“习惯法”也要保持其活力的话，那么，初夜权、裹小脚、抢婚、纳妾、活人殉葬等等民间习惯，就不再是现代法治的敌人，而都可以成为现代法治的组成部分了。这样的现代法治还能叫做现代法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