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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力的论著中，作者往往对假象津津乐道（有时甚至故意掩盖案例真相），然后根据假象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苏力分析过若干案例，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四个：轻伤害案，即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轻伤害案；非法拘禁案，即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非法拘禁案；强奸案，苏力自己设计的案例；通奸案，苏力在社会调查中“碰到的”[6]（P124）真实故事。在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中，苏力都没有解剖事实真相，而仅仅对假象进行法理分析。在对通奸案的分析中，苏力还故意回避了一些重要事实。
六、苏力案例的真相考查
苏力理论是从案例分析展开的，弄清苏力论著中典型案例的真相，有助于我们认识苏力理论的方法和实质。
（一）关于《秋菊打官司》。
在影片《秋菊打官司》的最后一段，村长被公安机关带走了，秋菊赢了官司却感到于心不忍，觉得自己的“说法”讨大了。苏力对此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说这是现代法治带给秋菊的困惑。[4](P23-37)
苏力的分析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轻伤害案件是自诉案件，秋菊告了，法院就应当受理，法院不受理，正是人治传统作怪的表现。第二，轻伤害案件是可以调解的，可以刑事附带民事一起调解，调解的处理结果当然不会超过被害一方的要求，也就是说，秋菊夫妇仅仅要村长赔礼道歉，调解结果就不能超过赔礼道歉的范围。有关部门超越了秋菊夫妇的请求范围处罚村长，是不严格依法办事的表现。所以说，正是由于当地干部不严格依法办事，对国家的法律打了折扣，才使秋菊产生了困惑。也就是说，正是人治传统造成了秋菊的困惑，苏力却说是现代法治使秋菊产生了困惑。第三，影片中村长抬秋菊去医院明显是夸张，苏力却没有看透。村长组织别人抬秋菊是可能的，亲自抬不可能。这一点只要到村里住两个月就知道了。编导的夸张并非出于无知，而是为了过关：瞧，基层干部多好，不愧是人民的公仆，只是方法简单了一些。好片子，通过！
由于苏力忽略了这三个重要的事实真相，所以，他对秋菊案的法理分析就都是不可靠的。
（二）关于非法拘禁案。
儿媳妇虐待婆婆，村支书山杠爷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将这儿媳妇抓了起来，并游街示众。之后，儿媳妇在山杠爷的“监狱”里自杀了，山杠爷以非法拘禁的罪名被逮捕。苏力认为，这是现代法治给山杠爷造成的“悲剧”。[4](P23-37)
山杠爷演的究竟是悲剧还是丑剧？很值得探讨。如果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就会发现，为了正义和责任而非法拘禁村民的山杠爷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是极其个别的，也没有任何典型意义。倒是那些为了私欲、为了威风而非法拘禁村民（臣民）的山杠爷比较多。他们经常演出一些丑剧和恶剧，最典型的要算天津市大丘庄的那位山杠爷了，他不仅敢对村民非法拘禁，对外来工人和记者也敢非法拘禁。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山杠爷为什么具有一身正气呢？这要体谅编导的苦衷。编导如果采取写实的方法，影片肯定通不过“一审、二审、若干审”，所以聪明的编导便将主人翁在道德上进行美化，然后指出他仅仅因为不知法而犯了法。这样既能顺利通过，又能达到普法的目的。所以，将电影中的山杠爷作为典型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苏力提醒读者，说山杠爷所在的村“是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是一个正式法律“管不到，无法管”的村。[4](P24、31)其实，这也是电影的编导为了铺垫故意营造的假象。如果真的是一个“法律管不到”的、“非常偏远”的山村，为什么有村党支部、村小学？为什么村小学里面有很正规的课程（包括法律常识课）？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山杠爷的孙子）的一封信，就能让司法机关进村抓走了山杠爷？如果法律真的管不到这个村的犯罪行为的话，为什么偏偏管住了村支书山杠爷？所以，“山杠爷是因为法律管不了他才管”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山杠爷如果真的出于正义和责任，他完全可以将虐待婆婆的那位儿媳妇送上法庭，根本没有必要私设公堂。
（三）关于强奸案。
苏力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强奸案：一个乡村女青年被她的追求者（邻村的男青年）强奸了，女青年的父母报了案。强奸者的父母送给女青年的父母五千元钱，于是女青年父母决定撤诉，并将未到结婚年龄的女儿嫁给了强奸者。但法律不允许，不仅宣布婚姻无效，而且将强奸者判了刑。[4]（P43）
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分析，苏力得出了好几个重要结论：法律规避的必然性，私了的合理性，国家制定的法律在这方面不完善，法律的多元性，等等。
苏力认为，女青年及其父母之所以接受非法私了，是因为非法私了有利于保护女青年的声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对妇女的贞操非常强调，特别是在农村”，“一个性犯罪的受害者有时很难找到令她满意的男子同自己结婚”。[4]（P46-47）苏力的分析看似有理，实际上经不起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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