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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法治既是苏力理论的实质，也是苏力法治方案的基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如果付诸实践的话，后果会是怎样的呢？
在没有洋枪洋炮的时候，“本土枪砲”也能派上用场。但是，八年抗战期间，基本使用“本土枪砲”的中国牺牲了两千万人，而使用洋枪洋炮的日本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人数比较而言却少得可怜。
所以，中国所有的建设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保留中国特色可以，排斥国际标准则肯定不行。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高速公路。所以，高速公路完全可以有中国特色，甚至可以有省市县地方特色。但是，绝不能排斥国际标准，搞什么“本土高速公路”。乡间小路可以存在，也可以利用天桥或者隧道穿跨高速公路，但是绝不能将它当作高速公路的资源，更不能让它与高速公路平面交叉，搞所谓二元“互动”。
建设高速公路的本土资源多得很，但是绝不能包括乡间的“小路标准”。将乡间的“小路标准”当资源，只能建成不三不四的“高速公路”，而不能建成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摒弃“全立交”、“全封闭”这些普适的标准而建成的“本土高速公路”，不仅不能为改善交通作出贡献，相反，必将制造大量的车祸和人员伤亡。
同样道理，我们不难预测，抛弃法治的共同标准和普适原则，根据“本土标准”而建立起来的本土法治，不论采用的是什么资源，不仅不能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幸福，相反，必将制造更多的人治灾难。
五、苏力理论的方法解析
苏力理论的缺失和苏力理论的影响，都与苏力的学术方法密切相关。苏力的方法有些是很巧妙的，有些则有明显的偏差。有些偏差恐怕不是技术问题和水平问题，而是著作风格问题。苏力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倚洋自重法。
苏力归国以来，表面上看，一直在赞赏本土的东西，而实际上和三十年代的归国留学生一样：下车伊始，即发议论，这也批评，那也指责。[7]（P749）小到法学论文的“注”， 大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改革思想，都逃不过苏力的严厉批评。甚至连用“犯罪嫌疑人”概念取代“人犯”概念这一个小小的进步，也被苏力指责为“说起来这么别扭，而听起来也这么别扭”。[3]（P16）
一切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由于带着倚洋自重、居高临下、世无英雄、舍我其谁的心态，苏力的批评难免不着边际。苏力问：一个人劫持了人质，让特种兵当场击毙，为什么“不能说当场击毙‘罪犯’，而只能说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 呢？[3]（P15）
这样的批评实在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或许（也许、万一、有可能）劫持者是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许（也许、有可能、万一）劫持者是精神病患者，或许（也许、有可能、万一）劫持者和被劫持者是在演戏而被警察误解了，也许、或许……。难道苏力可以“满纸也许言”，中国的法学家、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就不能“也许”一下吗？所谓犯罪嫌疑人，就是“也许”是罪犯、“也许”不是罪犯的意思，哪里来的“别扭”呢？这个简单的道理苏力真的不懂吗？非不懂也，急于批评是也。
苏力辩解说：“我喜欢抬杠，流行的东西出来，我就喜欢和人辩论，不轻信。”[3]（P283）果真如此，当然是一种好的、可贵的习惯。可惜，为什么不和流行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辩论辩论呢？为什么不和某些流行的、不伦不类的后现代思潮辩论辩论呢？为什么不和很流行的哈耶克、韦伯、科斯等人辩论辩论呢？
三十年代初归国的留学生，看起来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勇敢得很，但对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却不敢说半个不字。这与苏力的做法是不是很相似呢？
（二）利用病句法。
在苏力的书中，破坏语法规则的语言比比皆是，试举几例：
例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自序第7页上写道：“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难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还需要“假如”吗？汉语中的“假如”能这样使用吗？
例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13页上写道：“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法律现代化的努力为什么不很成功”。一个问句两个为什么，明显不合语法。
例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269页上写道：“功告垂成之后”。 汉语中没有“功告垂成”这个词，这显然是“大功告成”和“功败垂成”两个成语的杂糅，不伦不类。
例四，《阅读秩序》第6页上说：“豁免我们犯类似的错误”。居然将“豁免”当作“避免”使用，简直不把语法放在眼里！
……
不讲语言规则似乎是一种时髦，赶这种时髦的人往往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讲语法规则，除了能使读者感到高深莫测外，也会搞乱作者自己的逻辑，使思维失去严谨性，从而产生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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