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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断言，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上，并未显出精英话语式的阅读解释是个“智”，而大众话语式的阅读解释是个“愚”。用褒词儿的话，可说它们都不错。用贬词儿的话，可说它们都差劲。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两类法律解释无所谓高低，人们更是没有理由认为，法学精英的套路一准就是体现法律正当性的当家权威。
五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费先生的解构策略。在费先生的笔下，城里人的“懂”与乡下人比来比去，难说前者是“智”的，后者是“愚”的。而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习惯以为的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也难说是高出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一截。如此，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类引起争议的案子里，去说：随意、常识、开放而且时常带有情绪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释”，注定是“愚”的，或者错误的。当说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释远离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说，精英专业式的法律解释偏离那原意，应而也是“愚”的。实在来讲，不能认定谁更能贴近立法原意。毕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才是一个“正宗”。
我们将这里的理路再引申。
在《文字下乡》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城里人一准咬定自己是“智”，乡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会强行贩卖自己的知识产品。这个结果，有时是无益的，有时是无理的甚至是霸道的，进一步的结果，还可能破坏了乡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释中，类似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就“知假买假打假”的事件来说，如果认准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就是将精英话语的知识产品，强加于了大多数平民百姓。而当那类知识操纵的解释无法证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树立了无理的霸权。
而对“知假买假打假”，大多数平民百姓又是乐不可支的。他（她）们知道，在主观道德上，知假买假兼打假的动机的确难说“纯而又纯”，讲其略有私心，绝对可以。但是，在大面上，打假者的全套行动是值得夸耀的。它使知假卖假的奸商颤栗不安，使卖假行当有所收敛，而平民百姓自是获益匪浅。现在，假如认为法学精英之类的法律解释应占上风，那么，“知假买假打假”本身便成为了“打假”对象。接下来的结果，奸商卖假依然如故，百姓利益依然受损。
可咱们天天在说：法律应该而且必定要代表大多数的利益！
还有更为打紧的问题。
我们都在警惕一个东西：不能让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说叫前者站在后者头上。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专制”正是暗藏其中。人们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专制，就是尽量避免少数人耀武扬威。起码，在民主社会中，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念叨的政治理想。现在，在法律解释中，让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获得了“领导权”，这是否有点不自觉地将少数人抬上了社会权力的上端？不应忘记，在中国，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的拥有者，就像城里人一样，通常是些“少数人”。在“知假买假打假”的争议中，这也是蛮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释中，放任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放逐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有时是否等于在前门赶走了专制者，在后门请回了专制者？
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确有个区别。咱也不能否认，就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知识来讲，乡下人有些不如城里人。在从农业式的前现代社会向工业式的现代社会转变中，乡下人多半是要跟在城里人的屁股后面，“步步为营”。可这需要一个前提：城里人要尊重和理解乡下人的意愿和利益。盛气凌人是不“正当”的，抛弃丢掉乡下人的意愿和利益，就更是不应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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