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认为立法意图是某人内心思考而用投票方式来表达的问题，咱们便必须将具体个人的心理状态视为头等因素。可立法机关本身没有思想。因此，坚持意图论必然要为如何将所有个别意图合并成集体的、虚幻的意图而自寻烦恼。（Dworkin, 1986：336-7）
更为吃紧的是，对中国“知假买假”这类事情，中国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比如第49条）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阅读解释。“主观”是说阅读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这里的“偏见”不含贬义）、“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阅读解释者的阅读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艺儿，同样如此。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条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怎样才算“保护”？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阅读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阅读者自己的？
通过这两点理由，当然可以发觉，第一，也许我们时常设想的法律“书写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图遗迹这一情形，原本就是“假设”的。因为，无从证明遗迹的存在。阅读者终究面对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者”讲述的“自己想法”。第二，作为司法者的阅读者，天天都会遭遇解释烦恼，这在法律实践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论上，他可以日日请示“书写者”，问问在“知假买假”上，“书写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这般操作，需要无法计量的成本资源，而且在体力上不累死请示者，也会累死“书写者”。接下来还会耽搁许多需要即时解决的纠纷或困扰。还有，尤为关键的是，日日请示又会神差鬼使地慢慢叫“书写者”既成为“书写者”，又成为“执行者”，这最终又将撮成两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合一的“专制”。所以，在解释法律文字时，自然不能像两人对话那样，其中之一可以不断通过追问去“抓”其中另一的说话“原意”。
由此说来，阅读解释一定是阅读解释者自己的份内事儿，而且，做份内事儿时拼出命来鞠躬尽瘁，解释者依然是无法寻觅“立法意图”。寻觅不到“立法意图”，阅读解释的“正当性”永远悬而未决。
再瞧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通常来说，那种话语，喜欢在“法律文字”的严格意义、相关法律条文、法律原则或者精神之类的东西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它也喜欢甚至最为乐意在“立法意图”上，究个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说已经表明，除了追寻“立法意图”之外，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欠缺一个“正当性”，而“立法意图”，又是一个显露“斯芬克斯神秘微笑”的怪奇精灵，没抓时似乎在手，去抓时杳无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