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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律解释符合原意，这是“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的基本要求。现代人们已经咬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立法者只管“书写”文字，司法者只管“执行”文字。这样，才会避免政治学时常唠叨的“专横跋扈”──专制。同时，司法者还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举，不能自作主张。当法律文字不太“清楚”之时，更要如此。眼下，出现了解释麻烦，司法者不去追觅法律文字“书写者”的原意，而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钦差又当皇上”，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帐下。此等作为，和“书写者”自己书写后再去自己执行，殊途同归，或说同为专制。落在咱们《保护法》第49条上，可以认为，阅读解释者在这条意思上“自作主张”，便等于是断案过程中新立了“另一第49条”，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显然，这两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阅读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的。
四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再说下去，等于在常识中讲常识。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心理学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的时候，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她）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由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而且，讲一个立法机构本身想啥，本身恰是有些别扭，毕竟立法机构不是一个“活人”。立法机构这个词语，有些法学上“法人”的味道，仅指“机构”不指“活人”，故而，讲立法机构的“心理意图”似乎有些用词不当。接下去，显然，人们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说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如果追觅“立法机构意图”的活计正是追觅其中所有人的心理意图，这结果，恐怕就是徒劳无功。美国学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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