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提过两种解释方法。实际上，头一种正是凸现了“大众话语式”的特征，而后一种，恰是散发了“精英话语式”的味道。
三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精英式的阅读解释有何不妥？在“知假买假”的案子里，人们对法律文字争得天翻地覆，精英话语的解说，不正可以显露权威、一言九鼎？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乃至法学都“职业性”的，就像医学一样，它们可以充作“专业”上的指路明灯，由此，为啥不能像病人求医一样，将法律上的糟心事儿或难事儿交给精英话语的操持者，让其诊断一二、开个药方？
这些是人们最为容易提出的问题。
在“知假买假”的案子里，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法学专家，都说精英话语式的阅读解释理所当然。虽讲此类阅读解释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人讲要严格解释“消费者”，有人讲要打探其他相关法律条文的意思（如《
民法通则》），还有人讲要挖掘一下“法理”的底蕴，……等等，但是，这些不同意见依然是法律“内在秩序”里的“百花齐放”，或曰：都是村子，但“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概言之，在法律“内在秩序”之中来回穿梭，就“法治”而言，仍是不能丢掉的“万变不离其宗”。如此阅读解释，都是“法律牌子”的产品。而对比来看，大众话语式的各类阅读解释则是旁门左道了。它们即便不是“冒牌”的也是是杂牌的产品。如果有人听从那些解释的意见，便是似乎有些患病去寻江湖巫医的意思，全然属于误入歧途。
这类看法，犹如前面提到的一准儿认定城里人是个“智”、乡下人是个“愚”，将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奉为了“解释的知识贵族”，而且断定，那类解释具有“正当性”。
现在，瞧瞧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释的意见，如果想要成为真“智”，或者具有“正当性”，在法律的语境中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和法律文字捏攒者的原本意思相契相和。这里有两层关系需要道来。
第一，一般来讲，人们会以为法律文字出自“书写者”（即立法者）之手，所以，没有“书写者”的原意在其中便是一件怪事。既然“书写者”将自己的意思放入了法律文字，那么，阅读解释就要符合原意。谁让法律文字出自别人之手，而我们自己是阅读解释者呢？古人云：“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换个意思来说，这就有如解读一部小说。小说作者总会具有自己的意图，阅读者抓住了这个意图，自然更会理解和欣赏小说。中国立法者捏攒出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且列出了第
49条的小文字，如此，在第
49条之中必有立法者的原本设想和企图。揪出了原本设想和企图，也就拿住了这条法律的“真意”。拿住了“真意”，再依此断案，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折不扣的“依法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