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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创造性”三题

“命运”与“创造性”三题


于立深


【全文】
  一、 思维状态下的学术——兼论“国营知识分子”的命运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贫穷、命运多绛著称于世,透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梁晓声的《学者之死》,各种凄婉的故事仍深深地震颤着人的心灵。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沉浸在角色里面,不是不停地抱怨,不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而是静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思索自己的命运,我们该为自己的前途忧虑。以学术为例,有多少创造性,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思维状态下的产物。面对现实的压力与激励,我们这些新中国苦心经营的、长达五十年的“国营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脱离一定的国度,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不能脱离人民大众,但是它不应再是什么“皮毛产物”,而是经济创新主体,社会财富最直接和最大的创造者,这是因为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为此,知识分子的职业行为都应是思维状态下的产物,那些空洞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井中皮球”现象,可以休矣!
  近几年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学术规范问题。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组织十一位学者笔谈“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此前,法学界的邓正来、梁治平、苏力等以各种方式批评与倡导:“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即“建立学术纪律,确立学术秩序,从而保证知识的有序增长,并使交谈成为可能”(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双重挑战》)。期待学术研究“要有对学问的虔敬与谨严”,此方面“不但有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清代朴学大师们的学风可以借鉴,而且有3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诸导师的学术风范可以为楷模。”( 梁治平: 《学术史研究门外谈》)。 慨叹“学术垃圾轮回”现象——“不知将来会不会产生新的‘轮回’,只知道在经历这种转变的人里面,总有那么倒霉的一代人,他们肩负的使命主要不是去建立功业,却是要清除垃圾的。”(梁治平:《也谈“学术轮回”》)。 苏力亦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中指出:“引文和引证,在一定意义上,并不只是一个机械化的程序或中国人所理解的形式,而是一个斟酌思考的结果”。
  学术规范探讨蔚然成风,昭示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以自己为对象对自己命运的反思,这预示着一场革命,“泡沫知识”和“国营”的知识分子可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二、学者的品性——“什么是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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