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认为：这种无
刑法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团体越权参与
刑法司法解释制定的现象，极大的损害了
刑法司法解释的形象，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受到破坏 ；有的学者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们是
刑法司法解释 。
3．地方司法机关是否应成为
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具有司法解释的文件，地方各级法院均不应制定”。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很不一致，如果对有关具体应用
刑法的问题都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搞“一刀切”式的司法解释，是很难考虑到各地的具体、特别情况的，难免发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正因如此，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有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中有意规定个别“相当不确定条款”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对某些问题作出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具体规定。如在办理盗窃案件、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主要是数额标准）。这样一来，
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事实上就扩大到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机关。理论上对于地方司法机关是否应成为
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为由地方司法机关擅自作
刑法司法解释势必会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恶果，为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应禁止地方司法机关解释
刑法 。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实践事实上形成了“二级司法解释”，但目前于法无据，合理不合法，因此我国应建立二级司法解释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一级司法解释主体，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为二级司法解释主体。当然二者的效力是不等的 。
